杰出的书是最根本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系民族之根,连通民族之血脉。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本质的共同记忆,皆蕴含于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传统文化之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业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润物细无声,让传统文化接通时代、接通人心,媒界与学界责无旁贷。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大家小书”丛书,由名家学者执笔,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引领人们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文汇报》特邀“大家小书”丛书主要策划人之一高立志先生,专访丛书编委之一楼宇烈先生,梳理中华传统文化之脉络,并对如何理解和普及中华传统文化提出具体意见。——编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系民族之根,连通民族之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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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简介:1934年生于杭州,求学上海。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北大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北大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日常授课外,雅好昆曲、古琴、茶艺。

读书;楼宇;高立志;礼教;儒家

名家简介

主要着作包括《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等学术专着;《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普及类图书;点校整理《王弼集校释》《康有为学术着作选》等古籍;主编或参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文明史》《东哲学概论》等教材类图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系民族之根,连通民族之血脉。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本质的共同记忆,皆蕴含于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传统文化之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业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润物细无声,让传统文化接通时代、接通人心,媒界与学界责无旁贷。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大家小书”丛书,由名家学者执笔,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引领人们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本报特邀“大家小书”丛书主要策划人之一高立志先生,专访丛书编委之一楼宇烈先生,梳理中华传统文化之脉络,并对如何理解和普及中华传统文化提出具体意见。

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作有《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等,古籍整理有《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等。

“吃人”礼教,这个要翻过来

——编者

楼宇烈自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佛教的教学与研究;他积六十余年对中国文化研究与体悟的底蕴,近年来尤为注重面向公众梳理与普及国学精粹。

高立志:楼先生,我以前读过您的《王弼集校注》,觉得您是研究道家的。后来我读研期间又修过您一年半的佛典选读课。最近,我发现您谈中国传统文化,谈的最多的却是儒家文化,难怪网上有人说您是国学达人。今天很荣幸,能再次听您来通达地讲讲传统文化。

楼宇烈简介:1934年生于杭州,求学上海。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北大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北大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日常授课外,雅好昆曲、古琴、茶艺。

导读

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而且一向是多元包容的。其实,儒释道三家仅是传统文化中的主体结构。要展开来讲,除了其他诸子百家,还包括很多外来的如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它们传入中国,中国也能够包容、吸收它们,它们都延续不断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不过,总体来说,传统文化的主体还是儒释道三家。

主要著作包括《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等学术专著;《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普及类图书;点校整理《王弼集校释》《康有为学术著作选》等古籍;主编或参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文明史》《东哲学概论》等教材类图书。

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的话来说,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上曾经“失魂落魄”,而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反思、探讨和评价的时候,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楼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深访谈”中,从许多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楼先生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失魂落魄”了,而是应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并结合社会现实和时代需要进行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楼先生鲜明地指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上个世纪百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人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只有具有坚实、鲜明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儒和道是中国本土创立起来的;佛教是外来的,但这也仅仅从源头上来讲它是外来的,因为进入中国后,佛教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了。它影响了中国儒道文化的发展;中国儒道文化同时也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佛教看作外来文化。从现在来讲,它就是中国的文化。我们讲佛教,就是指中国的佛教,它与其源头——印度佛教已不完全一样了。

“吃人”礼教,这个要翻过来


近百年来,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这西方文化的背后,又是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冲击,所以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就面临着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危险的境地。中国要极力摆脱这个境地,因而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向西方的物质文明学习,希望物质文明的提高能抵御西方的坚船利炮,这就是洋务运动。后来又发现,要物质文明发挥作用,没有政治制度的保障是不行的。于是我们有了两场改革:一是戊戌变法,一是辛亥革命。但是,都没有达到原来的理想。戊戌变法基本上是完全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制度,但民主共和制度并未完全建立起来。政治制度的改革,直到1949年才真正完成,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境遇。

高立志:楼先生,我以前读过您的《王弼集校注》,觉得您是研究道家的。后来我读研期间又修过您一年半的佛典选读课。最近,我发现您谈中国传统文化,谈的最多的却是儒家文化,难怪网上有人说您是国学达人。今天很荣幸,能再次听您来通达地讲讲传统文化。

我们的文化为什么曾经“失魂落魄”

为什么制度改革如此艰难?因为制度背后有文化作为一个强大的基础支撑着。人们追究,是什么文化支撑了我们这个千年以来的制度文明?最后无可否认,我们的制度文化是按照儒家理念来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是按照儒家的理念来构建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规范,也是按照儒家理念来规范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就是儒家思想。

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而且一向是多元包容的。其实,儒释道三家仅是传统文化中的主体结构。要展开来讲,除了其他诸子百家,还包括很多外来的如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它们传入中国,中国也能够包容、吸收它们,它们都延续不断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不过,总体来说,传统文化的主体还是儒释道三家。

记者:您的祖籍是浙江的?

新文化运动反思传统文化,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儒家,要打倒孔教、批判礼教,给礼教定性为一个“吃人”的礼教,儒家就此被彻底否定。

儒和道是中国本土创立起来的;佛教是外来的,但这也仅仅从源头上来讲它是外来的,因为进入中国后,佛教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了。它影响了中国儒道文化的发展;中国儒道文化同时也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佛教看作外来文化。从现在来讲,它就是中国的文化。我们讲佛教,就是指中国的佛教,它与其源头——印度佛教已不完全一样了。

楼宇烈:我老家在浙江嵊县,出生不久,就到了上海。在上海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上到高中。

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无可厚非。但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应当重新反思:儒家礼教,通过礼乐的教化,来构建社会的秩序,来构建人伦和日常言行举止规范,还有没有合理的地方?礼的核心,就是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通过确定身份,然后让他自己来了解并认同自己的身份,然后去履行这个身份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就是通常讲的尽伦尽职,或者叫尽伦尽责。

近百年来,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这西方文化的背后,又是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冲击,所以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就面临着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危险的境地。中国要极力摆脱这个境地,因而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向西方的物质文明学习,希望物质文明的提高能抵御西方的坚船利炮,这就是洋务运动。后来又发现,要物质文明发挥作用,没有政治制度的保障是不行的。于是我们有了两场改革:一是戊戌变法,一是辛亥革命。但是,都没有达到原来的理想。戊戌变法基本上是完全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制度,但民主共和制度并未完全建立起来。政治制度的改革,直到1949年才真正完成,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境遇。

记者:等于您是在上海长大的。

儒家礼教构建的核心是尽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强调维护个人权利。人是在尽责任义务的过程中来达到自己的权利的。一个社会能有序发展,或者一个事业、一个单位、一个家庭能有序发展,首先要做到每个人都能认同自己的身份,而且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就这一点来讲,礼教不能全盘否定。要维系社会的秩序,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维系家庭的和谐,维系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和谐,就需要这样一个礼的教育。认识到这一点,我想,对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会是一个单纯的负面作用,它还有一个积极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功能。

为什么制度改革如此艰难?因为制度背后有文化作为一个强大的基础支撑着。人们追究,是什么文化支撑了我们这个千年以来的制度文明?最后无可否认,我们的制度文化是按照儒家理念来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是按照儒家的理念来构建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规范,也是按照儒家理念来规范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就是儒家思想。

楼宇烈:对,就是在上海长大的,整个中小学,我都是在上海受的教育。

传统礼教不是凭空而起的,而是按人类的内在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基础上来构建的。这个自然关系,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

新文化运动反思传统文化,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儒家,要打倒孔教、批判礼教,给礼教定性为一个“吃人”的礼教,儒家就此被彻底否定。

记者:后来考到北大哲学系。

世界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命观。比如,基督教的生命观主张一切生命都是一个造物主创造的;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独立个体。它非常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怎样相互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后天的契约关系。

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无可厚非。但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应当重新反思:儒家礼教,通过礼乐的教化,来构建社会的秩序,来构建人伦和日常言行举止规范,还有没有合理的地方?礼的核心,就是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通过确定身份,然后让他自己来了解并认同自己的身份,然后去履行这个身份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就是通常讲的尽伦尽职,或者叫尽伦尽责。

楼宇烈:我1955年进北大,到现在已超过60年。

为什么我们看西方文化非常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强调个体权利的保护?因为它不是通过一个自然的、内在的关系来构建生命观的。

儒家礼教构建的核心是尽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强调维护个人权利。人是在尽责任义务的过程中来达到自己的权利的。一个社会能有序发展,或者一个事业、一个单位、一个家庭能有序发展,首先要做到每个人都能认同自己的身份,而且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就这一点来讲,礼教不能全盘否定。要维系社会的秩序,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维系家庭的和谐,维系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和谐,就需要这样一个礼的教育。认识到这一点,我想,对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会是一个单纯的负面作用,它还有一个积极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功能。

记者:您在北大坚守了60多年。

中国的生命观强调,生命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关联,互相离不开的。一个家族、一个族群乃至整个人类,都是一个一个生命之间的关联。所以说,我不是一个人独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由我的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我的父母又是我的祖父母带到世界上的。个体是群体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是一个群体相续的生命观,不是独立的生命观。生命和生命之间有非常强烈的内在关系,没有父母肯定没有我。所以我们很讲血缘关系。

传统礼教不是凭空而起的,而是按人类的内在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基础上来构建的。这个自然关系,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

楼宇烈:从上海到北大读书,再到留校在北大工作,没有离开过北大。

儒家的伦理理念,就建立在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夫妇之间的关系,兄弟姐妹长幼的关系上,这都是天然的。为什么中国对于伦常关系称之为“天伦”?“天”就是一个自然,天伦就是一个自然的关系、自然的伦常。我们要享“天伦之乐”。这样的生命观不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强调每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关联,这个理念就形成了“礼”。礼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一种规矩,我们在一种自然关系下应当遵守的规矩。就这一点来说,“礼”与“法”没有差别。

世界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命观。比如,基督教的生命观主张一切生命都是一个造物主创造的;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独立个体。它非常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怎样相互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后天的契约关系。

记者: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来到历史文化名城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孔子研究院并同专家学者座谈。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五四”青年节,他到北大与当时已87岁的国学泰斗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同年,习近平出席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对于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这尚属首次。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孔子?您认为有何深意?

礼法的差别是,礼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法,法是靠外在力量强制执行的。违背了法,就要受强制性制裁;如果一不小心违背了礼,舆论就会批评你,让你感觉到压力,然后反省,自己去改过。所以,礼是强调内在的,人的内在的自觉自律。如果对礼有这样的认识,我想,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它。现在一再强调孝,就是因为我们社会中间出现的问题太多了,伦常关系破裂的悲剧太怵目惊心了。

为什么我们看西方文化非常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强调个体权利的保护?因为它不是通过一个自然的、内在的关系来构建生命观的。

楼宇烈:2014年,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讲话,其中,他就讲到了人类面临的几大难题。虽然是人类的共同难题,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治国理政的智慧,对于解决这样一些难题,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先明身份,再按身份尽职尽责

中国的生命观强调,生命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关联,互相离不开的。一个家族、一个族群乃至整个人类,都是一个一个生命之间的关联。所以说,我不是一个人独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由我的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我的父母又是我的祖父母带到世界上的。个体是群体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是一个群体相续的生命观,不是独立的生命观。生命和生命之间有非常强烈的内在关系,没有父母肯定没有我。所以我们很讲血缘关系。

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反思?而且怎么样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尤其是关于如何做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继承和发扬起来,对于今天的社会管理、治理腐败,解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高立志:楼先生,我们若想更多地接触和理解这种依然富有强大正能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应怎么进入?读哪些书?

儒家的伦理理念,就建立在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夫妇之间的关系,兄弟姐妹长幼的关系上,这都是天然的。为什么中国对于伦常关系称之为“天伦”?“天”就是一个自然,天伦就是一个自然的关系、自然的伦常。我们要享“天伦之乐”。这样的生命观不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强调每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关联,这个理念就形成了“礼”。礼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一种规矩,我们在一种自然关系下应当遵守的规矩。就这一点来说,“礼”与“法”没有差别。

记者: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尽管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中华文化的“自信力”、文化的“根”,这一百年来用您以前的话讲,似乎“失魂落魄”了,为什么?

楼宇烈:要了解儒家的思想,一般讲要读四书五经;再一般来讲,要读四书;再简单点讲,要读《大学》《中庸》。

礼法的差别是,礼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法,法是靠外在力量强制执行的。违背了法,就要受强制性制裁;如果一不小心违背了礼,舆论就会批评你,让你感觉到压力,然后反省,自己去改过。所以,礼是强调内在的,人的内在的自觉自律。如果对礼有这样的认识,我想,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它。现在一再强调孝,就是因为我们社会中间出现的问题太多了,伦常关系破裂的悲剧太怵目惊心了。

楼宇烈:这一百年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许多人从正面加以否定,比如最突出的,就是对“礼教”的批判。当然这个批判,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国家落后,原因就在于制度,所以先后进行过两次制度改革。一次是戊戌变法,想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没走通;另一次是辛亥革命,想走共和制的道路,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让军阀篡夺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大学》《中庸》加起来约五千多字,跟《道德经》一样。两篇文章把《论语》《孟子》里的一些基本重要的思想,都概括在内了。所以,最简单、最基础的读法,就是先读《大学》《中庸》,然后再慢慢延伸开。要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里对于人的认识,就是我前面讲的,人是代代相续的,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再者,要认识到人是万物中的一员。所以人不能凌驾于万物之上。人在万物之中,又跟万物有相当的不同,这个不同就是他的主体性、独立性、主动性,还有很多的能动性。

于是,又开始追究文化的根源,觉得中国人宗法的、血缘的观念太浓厚,认为不把宗法血缘的观念改变,就很难完全改变传统的政治制度。

儒家的理念里,人跟天理是相并的。万物都是天地所生,即“天生地养”;人当然也是天地所生所养,但人又参与到天地生养万物的过程中,所以会加一句:“天有其时生万物,地有其材养万物,人有其治参万物。”要认识人的特殊性,它对万物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当时我们一直批判“礼教”,并没有看到它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是有束缚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亲情关系,也就是说构建一种比较和谐的社会秩序。当时没有“顾及”到这个,就基本上把它彻底否定了。

高立志: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大问题,比如雾霾等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问题。人怎样守住自己的本份?我理解,所谓天人之际,这个际,是分际,就是讲人的本份,别老越界行事。

再有,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化曾经“失魂落魄”呢?主要是因为当时从观念上来讲,总觉得西方是现代化的一个样板,西化就是现代化,把西化当成现代化,什么东西都要向西方学习。

楼宇烈:对。人要认识到自己的主动性、能动性,参与到万物管理中。其他万物没有这种主动性,都是被规定好的,只能被动接受,不可能主动地去改变世界,但是人有这个可能。人要知道这样的情况,要与自然取得和谐,与万物和谐相处,首先必须管好自己。我常举例子说,每个人的一切行为、言论,是由什么来支配的?是我们的心。人就是“天地之心”。此话在《礼记》的“礼运篇”里,我们熟知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到大同、理想、小康社会以后,接着把儒家思想做了一个非常精密的归纳,其中一句明确讲,“人者,天地之心也。”心一动,人一动,天就要变了,因为你是天地之心。为什么横渠四句教第一句话就是“为天地立心”?

我们有没有冷静地思考过:中国文化从价值观念,到思维方法、生活习俗、信仰等方面跟西方的差异何在?这种差异里面有没有各自的优缺点?只看到西方的都是优的、好的,我们传统的都是糟粕、落后的,所以包括对我们整个的文化结构,特别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都进行了批判,甚至于把它解构掉了。

高立志:天地立心就是做好人。

“我们征服了自然,丧失了人的自信”

楼宇烈:做好人,要正心。心正了,天地的运行才会和谐;心歪了,天地的运行变化也就歪了,出问题了。儒家文化非常尊重天地万物。强调礼乐教化,就是要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什么叫“人文”?

记者: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9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思想文化领域、哲学领域的前沿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高立志:人文就是以人为本。

楼宇烈:科玄论战,实际也就是“科学人生观”的问题,即人生观的问题是不是用科学就能解决?当时讨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楼宇烈:以人为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人文这个概念出自《周易》“贲卦”的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这个概念,最初是与天文相对的。

有一批科学主义者就认为,现在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生观在内,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解决。

接下来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察天文,刚柔相济的这个变化,可以知道四时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中国文化是人文教化。什么叫文明?这里的“文”与“质”相对,“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还有一批人则认为,科学可以解决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改变物质世界,但对于人生观问题,还需要用玄学——所谓的玄学嘛,就包括了哲学、宗教等人文的东西才能解决。

我们常讲文明是与野蛮、蒙昧相对的,用文明,用礼乐的文明来教导大家,让大家懂得怎样做人。“文明以止”,就是用文明教化的办法让大家懂得怎样做人。这个“止”字,《大学》里引用《诗经》的话:黄鸟都知道,要止在丘陵上面,人难道不如黄鸟吗?所以,为人父应止于慈,为人子应止于孝。父母要慈,子女要孝。

这个问题当时就争论不休,最终也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一直是在那悬置着。后来实际上就是科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中,儒家特别强调自知,就是让每个人懂得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尽文尽职,构成这个社会的有序和谐。

记者:把科学与真理等同。

我们观察一切问题都是用人文的眼光,看动物的动作也是以人文的眼光,所以常讲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从动物身上看到做人应如何做。观察植物同样如此,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都有这样的生命力,人难道不该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吗?这就是一种人文。如果用生物学观点去看,那是自然的条件反射,没有意义。所以,中国文化讲究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让我们能以此自我教育,感化他人,化成天下。

楼宇烈:对,许多人往往认为科学就绝对是正确的。对于传统文化上一些很有价值的思维方式,比如对立统一的思想,我们给抛掉了。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看问题就会割裂来看,而不是一种整体观来观照。

神仙寿夭,没有外在指标

体现在对中医的认识上面,是比较典型的。有些人认为中医好像是不科学的、是模糊的,没有定量、定性的分析,其实正因为中医把人看成一个整体的生命,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来治疗。如果用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把这一套中国人传统的、非常重要的中医思维模式给“反思”掉,则我们的文化真的是“失魂落魄”了。

高立志:儒家讲人文次序,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修身问题,我记得您常引《三教平心论》所谓“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现在这个世界节奏太快,治身治心很难,病急乱投医,所以各种心灵鸡汤盛行,所谓“社会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这么耸人听闻的话都做成畅销书了,说明险恶论不是空穴来风。您觉得我们怎么样能起码做到身心平衡?

记者:回过头来看,这种偏激、激进的反思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视片《河殇》的主题中,都有所体现。

楼宇烈:现代人对道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练这个功,练那个功。其实,道家思想最为根本的是告诉我们要“道法自然”。以道治身一点都不玄乎,就是来养生,管理好我们的身体。道家与养生、医疗的关系很密切。

楼宇烈:《河殇》进一步反思我们的文明,反思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差异,认为我们要抛弃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我觉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来反思和探讨、评价的时候了,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

怎么养生?就是顺其自然。首先要顺天时的自然。《黄帝内经》讲,古人为什么能活一百多岁?现在人为什么五十岁就要死?古人维护生命的办法,首先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就是要懂得天文地理的变化,选一个好的养生方法;然后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等。道家告诉我们要“知足适性”。顺其自然就是要知足,因为我这个肚子只能吃一碗饭,那吃一碗饭就够了;你的肚子比我大,吃两碗饭才能饱,那就吃两碗饭。我不要去羡慕他,他也不要来羡慕我,这就叫顺其自然。如果我本来吃一碗饭就够了,非得要吃两碗,那就是不知足,就不适性了。

另外,西方科学的发展也提出了这个问题。19世纪末,人们发现旧有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微观系统,也就是说已经很难解释我们认识到的所谓客观世界了。

玄学家解释庄子适性逍遥,符合自己的本性,这就是逍遥了,不需要跟别人攀比。《庄子》里有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大鸟到处觅食,辛苦得很,刚能吃得饱;小鸟一下子就吃饱了。小鸟如果羡慕大鸟,一顿就会撑死;大鸟如果羡慕小鸟,没几天就会饿死,所以各随其性就行了。道家思想里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观点,就是让大家知足。知足者常乐,知足者常富,不知足者常贫。不知足者总觉得自己不够,所以他永远觉得自己贫困。道家非常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让人们不要盲目攀比。不攀比,适性逍遥,在道家来说就是神仙。

记者:特别是随着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

高立志:仙是什么呢?

楼宇烈: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让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认识世界不是一种单一的理性思维。理性智慧的道路,不是仅仅通过理性地、逻辑地、分析地、定量定性地去认识。同样还有一条道路,就是一种直观地、直觉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楼宇烈:仙也是人,我们常常讲神仙般的生活。神仙般的生活就是自由自在。这个自由自在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我想,主要是精神方面的。

尤其到20世纪后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于世界的认识可以有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理性的,一条是直觉的,而且对世界的认识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且并不矛盾。

高立志:什么样的状态是仙的状态?

记者:按照量子力学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一个基本粒子,不能同时测定它的位置和动量,因此具有不确定性。那您觉得按照科学理论,像欧洲的电子对撞机,一直在寻找“上帝粒子”,要找到最初的“第一因”,您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能找到“上帝粒子”吗?

楼宇烈:对神仙这个概念,诠释最好的就是《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其中有一段专门讲神仙的,“神仙者,保其性命之真也”,就是保持他原来的状态。

楼宇烈:找到最后就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牛顿晚年不是也是寻找宇宙的“第一推动力”吗?西方的文化或者科学里面,过分地注重必然性,认为任何一个东西出现,一定有另一个必然的东西。于是,追追追,追到最后,在哪儿呢?找不着了,就只能找到上帝那儿去了,寄托于一个不可知的力量。

中国古代讲养生,一个秘诀就两句话:“去其所本无,富其所固有。”一定要去掉人本来所没有的。富其所固有,固有什么,就是这个“性命之真”。人生下来,面对各种纷扰和诱惑,把真给丢了,要把它找回来。“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要从各方面去把他找回来。

记者:西方文明特别是科学发展到今天,乃至于科学上非常前沿的弦理论,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西方的文明到底能把人类带向何处?是霍根笔下的“科学的终结”,还是亨廷顿书中“文明的冲突”?现在来看,今天环境的污染、人心道德的滑坡等等,事实上,这些都已引起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关注探寻解决问题之道。

从哪些方面找?书中讲了三条:第一条,“聊以荡意平心。”心意不能乱,想这想那,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怎么样把它荡平?让它平静下来。第二条,“同生死之域。”域是区域的域,不要把生和死看成两个地方,要把它看成一个地方,生生死死,方死方生,方生方死。因为死是一个人最忧虑的事情,也可以说这是人的一个本能,贪生怕死。

楼宇烈:我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下:“我们征服了自然,丧失了人的自信”,“享受了物质,丢掉了心灵”。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树立起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坚持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就知道应该吸收什么,就不会盲目、不会困惑了。

高立志:上段时间,我身边有老人也有同龄人死了,这让我伤心之余默默想了很久,什么是死?我最后认为,谈论死,是为了谈论生。谈死,就是谈生的一种方式。

西方文化中,那种还原、分析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但是不能把它同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整体论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分析的方法才是进步的、是好的、是科学的。我们不要把理性思维、理性的智慧跟直觉的思维、直觉的智慧对立起来,更不能认为,人类的发展就是越来越理性,而不再需要人类的情感。

楼宇烈:所以你要看破生死。第三条就是“无怵惕于胸中”。怵,就是发怵,惕就是警惕,怵惕就是紧张。紧张,各种各样的害怕。能够“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做到这三条,就是神仙了。

记者: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比如说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怎么能给它量化并作定性分析?

荡意平心其实是最难的,看破生死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你看到过一个不死的人吗?

楼宇烈:没办法分析,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首先要去了解它,学习它,找回自信。然后就坚定自己的主体。

高立志:看来真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仙。我过去老是感觉,它是外在的一种神圣。

为己之学与为人之道

楼宇烈:不是,是内在的。你能做到这些,就和神仙一样了。《淮南子》里也有类似表述:“天下有至贵而非势位也。”天下有最高的贵,而非势位也,不是势和位,权势和地位。“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首先提出了这个否定,然后讲“原心反性,则贵矣;适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抱朴子》说:“贤不必寿,愚不必夭,善无近福,恶无近祸,生无定年,死无常分。”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当前,重提“文化自信”,我们的底气来自哪里?回归到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包括有国家层面、集体层面、个人层面三个方面,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符号系统怎么来对接?在当下如何解读?

高立志:“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这个很有颠覆性的。

楼宇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要讲诚信,强调人自己身心要和谐,家庭要和谐,社会要和谐。我想不能够简单地把这24个字都归结为传统文化,因为时代发展变化了嘛,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它要有新的东西加入进去。其中有一些是直接地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有一些是根据今天社会的需要,我们增加进去或者提出来的。

楼宇烈:所以不在于活千岁,不在于活多少岁,别为指标活,要跟着感觉活。能快乐地活着,安详地死去,就是寿。这样想,你就能很坦然地面对生死问题了。痛苦地活着,痛苦地死去,即使活了一百岁,能说寿吗?

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最基本的,“做好人”是第一位的,做“好”一个人是最基本的。如果这个人做好了,那么我想不管是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那就都好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为己之学,为人之道”。我们的一切的学习,都是为了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完美自己,这就是“为己之学”,千万不要念成“为己之学”,是“为己”,不断来提升完美自己,用荀子的话来讲,“以美其身”。

高立志:那样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

“为人之道”,怎么样做人。整个中国文化应该说是围绕着这个来的。让人不断地自我提升。首先,把人跟动物区别开来。其次,把一个普通的人跟君子区别开来。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君子,君子就有很多很多的品德了。

楼宇烈:对,生活质量很低,生命质量也很低。躺在床上十年八年,你说有什么意思呢?全身插满管子,在那儿躺着,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去梳理一下的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大概可以找到上千条的关于君子以及什么样才是君子的词条。再者,如果再提升一点,我们不仅要做君子,还要做一个圣贤,成为万世师表。

高立志:神仙的概念,其实和佛是一样,立地成佛,只是看我们明白不明白。

记者:君子之道也好,圣贤之道也好,处于当前这个商业社会、信息社会,有人认为,按照君子之道去做人做事,可能会觉得老实人吃亏、好人吃亏?

楼宇烈:这是贯通的。这些都是佛教没有传到中国以前的说法呀。“原心反性”跟“明心见性”不就是一样的吗?所以我们学传统文化,不是学一些名词概念,或者学一点知识。而是要体会它的根本精神,用以指导我们怎样来做好人、做好事,让我们的生活能很快乐。这是根本的。

楼宇烈:我觉得如果人人都因为怕吃亏而不去做,那这个将来真是人人吃亏了。如果人人觉得我这样做会吃亏,吃亏是福的话,他就去做了。

高立志: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学问是一个践行的学问。说起来,它就是一个字两个字,但要践行一辈子。中国学问不是按西方逻辑推演出来的精密系统。

我在浙江碰到一批浙商,他们也有个学习会,他们的口号就是“吃亏是福”。不要怕吃亏,每个人吃点亏,可能整个社会就不吃亏了,将来也不吃亏了。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反复强调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人都做一点点善事,整个社会的正气就上扬了,人人都去做一点小小的恶事并觉得无所谓,那整个社会的邪气就上涨了。

楼宇烈:对。古人说,“非养生难也,明理难也;非明理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共三个层次。此话适用于我们做的一切事。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有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如果我吃亏了,别人幸福了,那我这个亏吃的是值得的。佛家讲,为了众生可以下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么,吃一点点小亏,让社会的整个风气发生变化,让他人获得更好的生存、生活环境,那这个亏我吃好了。

高立志:这是关于知行合一最好的解释。

现在的根本问题,我觉得还是在于我们年轻人比较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生命,而是一个群体。首先是你离不开自己的家人,其次你也离不开别人啊,整个社会永远是“人人为你,你为人人”的。世界上不可能有真正的鲁滨逊。

楼宇烈:很简单。你说一件事情,首先要明理;明理以后,你要去做;做了还要坚持到底。如此才能做出来,否则怎么能成呢?

教之以爱,育之以礼

活读书,读活书

记者:您看近些年啊,包括一些高校的学生,大学生自杀,然后还有像复旦大学的投毒案,把室友给毒死了,这些实际上都是您刚才讲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高立志:听您这么讲,很多事很多理,我明白了很多。恕我直言,这样明白亲切的书着实不多。您觉得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理、常识,和我们天天呼唤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是什么关系呢?

楼宇烈:现在我们的教育,有一个非常需要扭转的理念,我们不能把开发智商放在第一位,应当把开发情商放在第一位。所谓的情商就是懂得要爱自己,爱别人,爱万物。

楼宇烈:这些常识的东西在人们看来没有什么学术性,因为我们对于学术的理念有偏差。我们现在到处需要论文,需要学术性。但是究竟什么叫学术性,其实大家不太了然。似乎你有详尽的、理论的分析、论证,才叫学术性。着重指导我们生活实践的那些最简单的道理,其实学术性更高。

为什么解放初期,一大批在西方留学的杰出人物都回国了,其实就是一种爱国的情感、爱家的情感,这种精神在支撑他们,才回来的。

我常常讲,大道至简,真理是平凡的。至简地把大道理说出来写出来,需要有相当的修养,文化的修养、专业的修养。“大家小书”丛书很有意义,因为它像这百年来的学术成果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巡展。目前很多人把道说得很复杂,很玄妙,好像那才是学术,是真理。我想,社会对于思想理论的价值评判标准出现了问题。所以造成了很多负面现象:大家爱抠书本、抠概念,死读书。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理念,“教之以爱,育之以礼”。育之以礼,就是言行举止的规范,包括对于自己这样一个身份的责任和义务的认同。教是什么,第一,就是让他认识自己的身份,然后认识到,这样一个身份,它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高立志:其实还包含着社科学术的普及问题。深入浅出是很难的挑战。“大家小书”中我编选了张荫麟的《两宋史纲》,这书的骨架是有的,作者没有写完。他给好友谢幼伟说,写考据文章易,写通史文字难。谢幼伟回忆在遵义看关于宋史部分的几章,“原稿涂改之处甚多”。因为写普及文章要注意读者的接受程度,不能用太多专业术语,需要反复改。

其次,就是一种行为规范,懂得自己的责任、担当。不光是给他灌输一些知识,灌输一些知识以后如果没有这个爱心,那就是我们古代讲的“为人之学”了,不是“为己之学”了。

楼宇烈:关于读书,我常说,要活读书,读活书,才能读书活。活读书,不是抠字眼;读活书,就是读生活中间的书,不是书本上的书。要把生活、社会也看成一本书来读。否则,死读书,读死书,一定会读书死的。

为人之学是一种什么学?荀子也讲,“以为禽犊”,就是把他掌握的知识,当做禽和犊,当做飞禽走兽,当做财富、资本,是跟别人去交换、去显示的。所以“为人之学”,跟“为己之学”是完全相反的道路。

高立志:我现在很困惑,因为工作忙,年龄不断增长,读书变得越来越少,由衷感到惶恐,很担心自己退步。

一个人知识有了,不灌输给他这样一种爱、一种精神的话,那它就是一种显示自己、去跟别人进行交流、交换的资本,所以我觉得要“教之以爱、育之以礼”,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楼宇烈:没关系。若领悟了,就不在乎读多少书,不在乎能背多少。关键是把自己所领悟的运用到生活中去,这个书读得就有用了。

记者:这些年民间的“国学热”一直不减,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想学国学,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民间的各种培训和讲座也比较多,这中间也是良莠不齐,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高立志:谢谢楼先生。这解决了我很多心结性的问题。

楼宇烈:现在的国学热,也是很复杂的,有一些确实是在弘扬传统文化,但也有很多是把它看做一种商机来操作,这两种情况都有。

楼宇烈:书是读不完的,永远读不完。儒家经典读不完,道家经典也读不完,佛家经典更读不完,不可能读完。个人的生命有限,只能有选择地读,还不能去抠字眼儿,一定要能进得去、出得来,要融会贯通。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信息那么丰富,你进去不要被埋葬了,这更需要我们有一个超越。

我觉得也有一些走歪了,好像我们今天还要回归到读经的那个年代去。今天的社会,跟古代人读经的时代不一样了,最重要的不是经典语言的记忆或者背诵,而是传统文化的精神怎么样去践行的问题。

高立志:这其实就是陶渊明的“不求甚解”。

记者:这就像佛家的修行一样,你把三藏十二部背得滚瓜烂熟的,但是没有行,也没有用。

楼宇烈:读书一定要有精读的,有泛读的,要区别开来。不可能什么书都精读;什么书都泛读,那也不行。有些书是反复读,每一回读都会有新的体会。因为每个时期,你碰到的问题不同,这个时候读会从这里得到启发,那个时候读会从那句话得到启发。所以,同一个人一生的经历过程中,对书的同一句话的理解,也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

楼宇烈:没用的。所以我常常讲,《弟子规》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用来背诵的,倒背如流,但是孩子连一句话都没有去实践,那还不如不读。

高立志:所以我们还是要精读一些经典着作。

我一直讲,应该读一句,懂一句,就去做一句。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你让他读了,“父母呼,应勿缓”,他记住了,然后父母一呼他,他马上答应了,这个读了、背了就有用了,因为做到了。现在我们很多能背的,未必能做到。

楼宇烈:对。经典的书是最根本的。一些有见解的学者对于传统文化的诠释,也会启发我们。学术的研究,它的方向太多,视角太多,这些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启示而已。我觉得“大家小书”就不错,能把近现代这些大家的作品集中呈现出来,虽说很简要,但正是这个简要才可贵。大道至简。你搞得很复杂,读者反而会被困扰。

第二,再加一句,“出必告,反必面”,出去告诉一下父母我上哪里去了,回来汇报一下,我回来了,父母放心,这一点能做到吗?

“晨则省,昏则定”,早晚问个好,请个安,能做到吗?我觉得这三条做到不难吧。他能够学这三条,做到这三条,那父母心里面是高兴得不得了的。孩子的气质也会变化的。

记者:就像农村一些老太太,她可能识不了几个大字,但是呢,她一直在行,百姓日用而不知。

楼宇烈:对啊,百姓日用而不知啊,忠厚传家久啊。四书五经,读而不行、背而不行,反而会害了他。

记者:那您认为,体制内的教育从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中应借鉴哪些?目前,中国的民间书院,据统计全国有上万家,如何去规范这些书院的办学,或者说怎样让这些书院更好地办下去?

楼宇烈:体制内现在也有不少学校在让学生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我认为,在教材内容上,里面应多加一点传统文化的内容,现在有很多出版社都在做。有小学的,也有中学的。

以道统艺 由艺臻道

记者:教育部已出台纲要,要求加大对学生传统文化的考试、考查力度。

楼宇烈:我觉得应该加强一些艺术层面的东西,不一定仅仅是教科书上面的东西。用唱歌、跳舞、琴棋书画等艺术形式,从各个方面来熏陶学生。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是书本上的一些传统文化知识,还应有一些是可操作层面的,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的层面。

楼宇烈:琴棋书画这些中国的艺术本质上来讲都是自我修养的,或者说是自我欣赏、自得其乐的,它不是用来向外表演给别人看的。它的重点不在于它的技艺如何,而在于它的立意如何,“文以载道”嘛!

记者:在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方面,如何把握“道”和“艺”的关系?

楼宇烈:中国文化是道、艺两个方面,我也提出过一个说法,就是“以道统艺,由艺臻道”,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

另外,对孩子们来讲,要通过一些游戏,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他们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做人之道、为人之道。比如说,让他学习套圈。什么叫套圈?就是中国传统的射礼,射礼后来变成投壶,现在变成套圈了。

“反求诸己”就是从“射礼”来的。射礼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反求诸己”,不要怨天尤人,人从小就能通过游戏学到这个,这多好啊!

我推荐中小学老师,要经常念三篇文章,即三篇古文。第一篇是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过去我们语文书里面有的。《种树郭橐驼传》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要让树木自然而然地生长,不要多去干涉它,这样的话你把它基础培植好了,让它自由生长去,果实结的就很多。有的人不是这样,种下去以后一天到晚去关注这个树,一会儿去剪剪枝啊,一会去扒扒树干,结果长不好了嘛,“名曰爱之,实则害之”,所以种树要强调让它自由生长。

第二篇文章是王阳明的《训蒙大意示教读》。《训蒙大意示教读》会告诉老师,孩子们天性就喜欢嬉戏、玩耍,你们不能够把他关在房间里面让他背这个、背那个,要通过嬉戏去让他们学习、了解。现在,许多学生是以学校为囹圄,视师长为“仇雠”,不愿意去学校。

第三篇文章是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病梅馆记》不就是因为当时人的欣赏趣味发生了变异嘛,以扭曲为美,所以龚自珍主张以自然疏朗为美,才把那些扭曲的梅花都买来放在他的病梅馆里面,把它们枝条上面绑的绳子都给它解下来,让这些梅花能够重新自由地生长,这对我们的教育应该有很大启发。

这三篇文章应该让老师们好好学学,尤其把它们连起来读,就会知道发挥孩子天性的重要性了。

记者:对待近些年来的民间“国学热”,您觉得相关文化、教育等政府部门哪些应“有所为”,哪些应“有所不为”?

楼宇烈:就政府部门而言,应多从正面引导,但是不要用某种标准去限制民间“国学热”或民间书院办学,可以让书院五花八门、多姿多彩地办下去。

另外,就是将来这些孩子们能从民间书院回到体制内来读书,不要那么严格地去区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他在那儿学习也很好啊,让他继续学,如学不好他想回到体制内的学校来,也可以允许他来考试、插班。通过考试,符合我这个学校的要求就可以让他来,这样也会让很多家长放心。

现在的结果,往往是把这些的孩子,排斥到国外去。因为国内他没法再进入体制学校就读,大多只能够往国外送,在国内没有地方能接受啊。你让他学了半天的国学,结果是送出去,再接受西方的教育。

记者:最后中国的文化没学好,西方的也没学透。

楼宇烈:对啊,就是这样,更糟糕了。是不是可以体制内宽松一点,跟西方一样,你符合我的要求你就来。首先不设体制内、体制外这两条线。当然,你不行的话,就自然淘汰,社会就会把你淘汰。

师天地心广大 顺自然致中和

记者:当前,不少人把国学当成“心灵鸡汤”来看待,认为它就是一个过时的、落伍的、陈旧的东西。在目前这样一个移动互联时代,怎样让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网络传播来学习国学,学习传统文化,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宇烈:我就觉得网络这个东西,真是无孔不入,它既有方便的一面,也有令人烦躁的一面,比如使我们不能安心宁静地学习。现在网络上即使传播国学的,也是良莠不齐。网络上需要多传播一些传统文化正能量的东西,我们不能够放弃这块领地。

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网瘾戒起来有时比毒瘾还难。我们在有些地方是不是能有所作为?比如说对于网络游戏的问题,至少第一步能不能做到在时间上有所限制,比如说晚上10点以后,网络游戏就应该封杀了,要不然孩子不睡觉,一直玩。目前,这个技术手段应是可以做到的。

记者:是的,网瘾毁了很多的孩子和家庭。有媒体报道,有的孩子为了要钱上网,把奶奶都给杀了。

楼宇烈:这种网络上负面的东西,是不是在呼唤一种回归?不要因为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就把一些传统的、宝贵的东西丢了,比如说纸质的书本、经典,师生面对面的传授、教学。我觉得除了网络之外,还是要提倡有一些更多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记者:看您八十多岁了,精神也很好,经常有很多客人来拜访您,来请教各种问题,您一天的工作、生活、学习是如何安排的?

楼宇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整个的原则,我就是顺其自然。我有两句话,算是一副对联吧,上联是:“师天地心广大”,以天地为师,心胸要广大,因为天地的心胸是最广大的。下联是:“顺自然致中和”,顺其自然,达到一个中和,就是《中庸》里面讲到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整个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追求这个中和。因为只有中和才能“生生不息”,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有顺其自然,才能达到中和。圣人之道,中庸而已;中庸之道,顺其自然而已。

养生必先养心,心是根本的,所以不要计较这个、计较那个,想这个、想那个。我常常跟大家念《汉书·艺文志·方技略》里面讲神仙的那段话:“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神仙就是保住他最原真的状态、原初的真性,但是人生下来就会丢失啊,“游求于其外者也”,要把它重新找回来。

找回来什么东西呢?它告诉我们三条,第一条,要“荡意平心”,别胡思乱想,一天到晚想这个、想那个,求这个、求那个。第二条,“同生死之域”,“域”就是范围,把生死看做是同一个“域”。不要把生看做这个,死看做那个,于是恋生怕死、贪生怕死,而要看破生死。第三条,“无怵惕于胸中”,发怵,紧张啊,害怕啊。惕,警惕,害怕啊,不要紧张害怕。怎么才能做到不紧张、不害怕呢?做人做事要坦荡荡。这是根本。

能做到这三条就是神仙了,根本是养心。一个人心胸、心态要好,不要去追名逐利,不要一天到晚跟别人攀比、计较。心态上“师天地心广大”,我想这是根本的。另外生活上要自然而然,饮食啊什么的都不要过分,宜平淡。

记者:您现在还带研究生吗?

楼宇烈:还带,带二十多个博士生。

记者:现在每周都要去学校上课?

楼宇烈:去,每周都去。

记者:一周大概有几堂课?

楼宇烈:每周我固定的就是一个下午讲课,周一下午在北大。

记者:二十多个博士,光这个论文指导就辛苦得很。

楼宇烈:是,是。现在程序还挺多嘞。要开题,要预答辩,还要送审,最后答辩,一套一套的。

记者:您这么多年以导师身份带过的研究生有统计过?

楼宇烈:博士生、硕士生加在一块儿,大概有上百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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