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946―一九八〇): 《毛泽东传》 二十

庐山会议闭幕后第四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南昌。从南昌乘专列到杭州。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后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沿途中,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审读《毛选》第四卷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心情是舒展的。文件看得多,批语写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仅在一九六0年三月一个月内,他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批语和指示就将近二十件。

为了否定毛泽东,麦迪逊公司等美国学术机构和一部分无耻的中国学人,构造了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统计数据”,极大地贬抑了毛泽东时代的伟大贡献。我们确有责任,重新书写共和国经济史,我们应该给予前辈们公允的历史评价!

  这时,各地、各部门陆续报来一些令毛泽东十分高兴的消息。九月三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九月六日,甘肃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九月十一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九月二十四日,石油工业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石油工业在一九五九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九月三十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生根。十月三日,四川省委在报告中说: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并批转各地参考,还写了一些给予肯定的话。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

卢麒元评邓力群文:

  十月八日,毛泽东接到薄一波前一天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①

  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①

三读此文,潸然泪下。谁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学?他不但懂经济学,若天假时年他会写出可以传世的经济学著作。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前无古人,他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这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惊人的奇迹。

  九月六日,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题名《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广东提出的五个问题,都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问题,现在重新出现。其中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是为急于过渡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些问题又跟干部作风密不可分。对急于过渡,广东提出了种种限制,诸如:规定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尽管规定了这些限制,但在强调“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方针又没有改变,可以预料,这些限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的。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既要求积极创造过渡条件(即提高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又不准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须知,毛泽东打下的经济基础,恰恰是建立摩天大楼的恢弘基础(难以想像的远见卓识)。没有毛泽东奠定的经济基础框架,就没有后几十年的经济腾飞。要知道,是毛泽东用铁血构筑了大规模工业化的政治基础(大工业化的生产关系)和文化基础(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这是以后高效率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幸运,他们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不利于工业化的进行。的确,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是有代价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必然挤压生活资料的积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够显著。

  不久前,毛泽东也曾认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而这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却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它同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计密切相关,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自然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立即写信给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②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当毛泽东看到反映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报告时,十分愤怒。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毛泽东写到这里,觉得说得很凶,笔锋又一转:“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②

然而,这恰恰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伟大牺牲,也只有毛泽东才能做出如此伟大的牺牲!我们应该对这种牺牲深存敬意,他们用去了全部铜板为共和国大厦奠基。相信,一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对历史人物自有公论。不过,做为一个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孩子,我仍然感到无比的光荣,我有幸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毛泽东深知创造价值的理论,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价值由于未能充分交易,并不能在今天统计意义的GDP中充分表达出来(GDP仅仅表达了毛泽东时代资产增殖的极小部分)。

  陈伯达九月八日报告毛泽东,说: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③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③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④“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⑤他要求“在一九六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⑥

为了否定毛泽东,麦迪逊公司等美国学术机构和一部分无耻的中国学人,构造了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统计数据,极大地贬抑了毛泽东时代的伟大贡献。他们用一把严重膨胀的尺子,去衡量已经远去的身影,他们用视觉的渺小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伟大,难道是个人资本利得可以衡量的吗?没有前人的无私的牺牲和伟大的创造,怎么会有后人天文数字的资本利得?毛泽东所懂得的政治经济学,是圣人的经济学。这在今天的中国,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确有责任,重新书写共和国经济史,我们应该给予前辈们公允的历史评价!

  这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但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书面的报告。形势究竟如何,他还要到实际中去亲眼看一看,心里才踏实。从九月十八日起,毛泽东开始他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

  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有一个报告,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并不真实,毛泽东却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里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他写道:“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⑦这个以近乎命令式的口吻写出的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在毛泽东批转贵州文件的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出一份关于各地整顿和积极发展公共食堂的材料。另外,河南省委三月五日报来的一个材料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就只占百分之二点八。毛泽东对这些书面的东西,深信不疑,立即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⑧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十九日,在天津郊区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据农场负责人报告,亩产八千到九千斤。

  一九六0年,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这一年的卫生工作做得不错,还出现了一些环境卫生搞得很好的城市和街道。这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件。一般说来,像这种内容的文件,很容易写得比较枯燥。毛泽东起草的这一篇却不是,写得很神气,很生动,很有思想,一看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即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⑨这个一千二百字的文件,像一篇散文,读来朗朗上口。关于写这个指示,毛泽东讲了一段故事:“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⑩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二十一日,到济南,在专列上接见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舒同、郑松分别汇报了山东三年、五年经济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舒同汇报封山造林时,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舒同没有回答。接着汇报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又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答:“玉米亩产五百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毛泽东兴致很高。他突然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大家说,黄河的漩涡很大很多。他说,漩涡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而且不容别人分说:“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吃过午饭,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东郊公社的大辛庄大队,专门去看那里的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亩产多少?”郑答:“这片丰产田可达八百斤。”毛说:“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④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3日。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呆了一天多。北返路经河北磁县时,下车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后经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状况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毛泽东此行主要是要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都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代表性。而这些不全面的情况,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文的批语,手稿,1963年3月16日。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⑤毛泽东为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所写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5日。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2日。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span>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15日。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手稿,1960年3月16日。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边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开化。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无理地指责中国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⑤

  ⑩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4日。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毛泽东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①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毛泽东写的这些话,是他早想说而没有说的,一直压在心里。他说过:“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开了个展览会,群众那么热烈。因此,我就灵机一动,写文章一篇。这是反华以来,主要是去年十月赫鲁晓夫跟我们当面谈话,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开会,积了好久了。要说透一篇道理,要有个形成时间,巴基斯坦这个群众运动影响了我。”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反华的人,不仅指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也包括赫鲁晓夫,就是批语中所说的“半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一直发到人民公社一级党委,在当时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浪潮的情况下,对于帮助全党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共代表团。谈话中,讲了一段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⑥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时国内经验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无疑的,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他渴望在这段时间里,把钢铁尽快搞上去,把粮食尽快搞上去,把整个工业尽快搞上去,超英赶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争取主动。

  三月九日,《毛选》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经衡阳、株州、金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津,历时十五天。沿途与当地的省、市委负责人和一些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十月三十一日到达杭州。一路上参观视察,除了农业,重点是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看了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和一个化肥厂,还看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到上海间行进中的专列上,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谈话,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

  天津会议只开了两天,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毛泽东最关心的仍然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答:“情况还好。”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评论,臧否褒贬,精彩纷呈。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问:“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毛泽东问江苏负责人:“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③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大约在1960年三、四月间,陆定一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里面的内容。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

  (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由于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对写出一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期望,所以,国内也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紧跟着问了一句:“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答:“恐怕好得多。”

  (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这时,有人插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毛:“心放下来了?”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答:“心比较放下来了。”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④

  毛:“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答:“大概差不多。”

  (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在粮食问题上,毛泽东记取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头脑冷静多了。然后,他又问到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情况,重申他的“大农业”思想:农业包括十二个方面,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还有畜牧业,林业,渔业,还有别的副业,都要发展。

  (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虽然搞了十年,经过那么多风波,问题还是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以后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还存在这个问题。总之,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这个问题。他提出,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来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他又问了一下江苏工业生产情况。⑦这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了,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柯庆施问他:“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毛:“不下去。”

  毛泽东说,他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⑤

  柯:“他们有个晚会。”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十七个问题。下午,邓小平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议论。

  毛:“什么晚会也不看。”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出了很多乱子。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还是第一次。

  陈丕显:“游泳吧!”

  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毛:“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八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十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四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⑧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⑨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由陈伯达主持起草。这篇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说明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由胡乔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篇是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着重讲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⑩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⑧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⑨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⑩。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①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10月9日。

  ①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手稿,1960年3月22日。

  ②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②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③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9月8日。

  ③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④毛泽东接见舒同等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9月21日。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6日)中指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⑤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日。

  ⑤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4日。

  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8日。

  ⑥指毛泽东1960年3月22日写的《关于反华问题》一文。

  ⑦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⑦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⑧毛泽东同柯庆施等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61页。

  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手稿,1959年10月31日。

  ⑨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们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

  ⑩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1日。

  ⑩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①;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②等等。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第一站是天津。四月三十日,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①,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听不到,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②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周恩来和雷英夫③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③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毛泽东希望这个三反指示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④他说,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作,不然要受处罚。⑤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⑥

  毛泽东说:“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最后,毛泽东提出,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④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订实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毛泽东这次谈的,有两点值得重视,都是属于涉外重大方针的。其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盘子”。其二,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这个判断决定着中国长期以来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在谈到一九六0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说:“一九六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和彭真都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毛泽东紧接着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毛泽东总想把钢铁搞得多一些。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⑦

  彭真谈到农村整社,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彭真说:“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毛泽东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说到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只能靠下面反映的材料这一点,这恰恰是几年来工作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回想当年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个著名口号,并亲自到最基层去作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据此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是多么正确。他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⑧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确实是至理名言!

  对“反右倾”运动中出现的“左”,毛泽东已多少有所察觉,但他认为只是有这个苗头,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或者防范。

  但是,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现在毛泽东却相当程度地离开了这些,他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再做当年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他所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有些书面报告,不只是存在粗枝大叶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比如这次外出,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少数地方或者个别地方,经过工作,困难局面一定可以转变过来。他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他制定的现行农村政策仍很自信。

  然后又谈到水利。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胡乔木讲了一下他在河北的所见所闻:“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六百万人,不过两百万劳动力,他就有一百六十万人上水库。”

  毛泽东在郑州看了东郊人民公社的麦子,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随后登上南下的专列,五月十二日到达下一站武汉。

  这种景象,可以说是当时大搞水利的一个缩影。

  毛泽东在抓国内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忽略国际问题。他频繁地会见各国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他在济南、郑州、武昌三地,先后会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工会等代表团,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和著名人士,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还会见了一些外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在谈话中,向各国朋友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指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们老家去。

  周恩来接着说:“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⑤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六个要收尾,又增加了三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五月一日,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肯定苏联做得很正确。他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毛泽东说的“这些人”,就是指赫鲁晓夫以及国际共运内部与赫鲁晓夫持相同观点的人。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首脑会议。对首脑会议的看法,中共与赫鲁晓夫之间存在分歧。赫鲁晓夫把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国首脑会议上;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大国首脑会议固然有重要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⑩这个首脑会议,就是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决定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对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毛泽东认为是好的,说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做对了。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⑾五月二十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二百余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

  毛泽东:“安徽大旱。”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经长沙、九江,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下车后直往南屏游泳池,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⑿

  周恩来:“比湖北还好一点。”

  ①四化,这里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彭真:“三十一号到一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②一九六〇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后来核定为2870亿斤(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第545页)。

  毛泽东:“下了四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③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胡乔木:“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还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④《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于1960年5月15日发出。

  周恩来:“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⑥

  ⑤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⑥毛泽东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日。

  第二天,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彭真等返回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继续留在杭州,准备他们两人一起,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谈谈国际问题。

  ⑦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11日。

  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信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信是七日发的,八日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这一点被毛泽东估计到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往后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⑧《〈兴国调查〉前言》,1931年1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54页。

  美国政府对外策略的变化,以及赫鲁晓夫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⑨毛泽东与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11日。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⑦

  ⑩见1960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以上就是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由来。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03页。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所关注的,一是国际问题,一是国内经济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庐山会议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贯穿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有时候偏重于国际问题(这种时候更多),有时候则偏重于国内经济问题。

  ⑿毛泽东等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两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和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会议地点在南屏游泳池。

  二十二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关于对苏共的方针,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①

  会议第一天,李富春作一九六0年计划的报告,然后讨论。十二月三日起,讨论国际问题。

  这次会议还谈了一下国内问题,决定六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月下旬召开八大三次会议。后因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八大三次会议没有举行。

  毛泽东有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关于一九六0年的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正当国际局势出现紧张的时候,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应邀来中国访问,五月二十七日到上海。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北非战役,又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这时他虽已退休,但在英国,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军界仍有影响。为了与蒙哥马利会见,毛泽东专程从杭州到上海,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而无拘束的谈话。

  一九六〇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毛泽东谈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接近起来。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他问: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在全世界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三百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从事使四国能在一起的工作。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蒙哥马利的心思,对他说:“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②

  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⑧要留一年的余地。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实行的一个重要国际战略。

  三千万吨钢⑨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二千八百万吨(对外的)。

  这次会见,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访华观感,题名《我同毛的会谈》。他说,他三十年前到过中国,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领导人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③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这就是蒙哥马利眼中的毛泽东。

  要做十年和十三年的打算,一九七二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毛泽东在上海参观了一个光缆技术展览和一个工业展览,便回到杭州。在杭州,一面审阅《毛选》第四卷注释;一面审阅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0至一九六二年)的计划报告,这个文件准备提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十三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相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六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日和七日两次来信的复信问题。苏共二日来信,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七日来信又提出,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推迟举行,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代表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根据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六月十日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名义复信苏共中央,同意七日来信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复信指出: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还建议,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④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一亿五千万头猪,今年达到一亿八到二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时说: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⑤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⑥,值得我们警惕。⑦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十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能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团于六月十六日离开北京经莫斯科赴布加勒斯特。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一千斤以上,到一千五百斤,即比现在要加一倍,这也要十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这次会议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召开的呢?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自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的纠“左”过程被庐山会议打断后,随着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从上到下,大讲一九六0年要持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本建设项目上得过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猛增,粮食征购任务一再加码,仍不能满足需要,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在一九六0年春其实已开始暴露,到四五月间局势已很紧张。计划完成的情况也很不好。这些问题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最初还被一些假象掩盖着,一旦发现问题严重,而且是大面积的问题,事情已很难办。到四月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告急,纱厂停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没有料到的。毛泽东感到十分被动,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更是感到焦虑。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开荒,不是搞十四亿亩,十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⑧

  粮食重点,第二个十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十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四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质量第一,数量第二,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就提出来了。但那个时候,人们正大讲“大跃进”,大讲“开门红”,高指标居高不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事过五个月,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把它同降低指标结合起来,就前进一步了。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三万五千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一万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

  会议最后的一天,毛泽东一清早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一篇《十年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

  上述意见,大都是压缩指标的,毛泽东可能怕使人泄气,把话头一转,强调指出:“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地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⑨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毛泽东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讲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说,我们革命,开始不知如何革法,想革而已,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得到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经验,所以不断总结经验是重要的。⑩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⑩

  ①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不要让人们在睡觉时还想: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和平的夜晚;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战争的浩劫。”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5日。

  ②见195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②《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421-430页。

  ③雷英夫,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③见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60年6月16日下午版。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④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

  ⑤这是河北西部太行山一带的四个水库。

  ⑤“三无世界”,指“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

  ⑥毛泽东同周恩来等谈话记录,1959年11月3日。

  ⑥1960年6月5日,在中共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各国代表团中的共产党或工人党负责人座谈会上,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反对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的致词,并拒绝邓小平的解释,退出座谈会。

  ⑦毛泽东、王稼祥与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11月12日。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7页。

  ⑧鉴于1958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于1959年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正在准备制定二五计划的后三年(1960-1962)补充计划。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4日。

  ⑨指钢产量1962年的计划数字。李富春在1959年11月25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现在看,到1962年,我国的钢产量将有可能达到三千万吨左右”。

  ⑨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

  ⑩以上是根据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份记录,这个记录没有标明日子,据分析,是在1959年11月30日与12月2日之间。

  ⑩以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话,均引自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因为吃了高指标的苦头,毛泽东对八大定的计划指标,颇有些留恋,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这次讲话,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0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毛泽东确实想留有余地,但实际上即使按照当时留有余地的要求作出来的计划,仍然是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比方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就是一个重要判断。当然,有一些判断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毛泽东的总结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①

  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在高指标的硬任务下面,这个要求在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一九六0年一月上海会议,三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为了全面降低计划指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他在谈到《十年总结》时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②

  这个讲话,提出大后方的问题,包括全国的、各大区的以及各省的。这可以看作是后来提出三线建设布局的先声。

  毛泽东极端重视主动权这个东西。人们都还记得毛泽东说过的关于军事上争取主动权的那段话:“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③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不是没有过丧失主动权或者处于被动的时候,但是凭他超人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求是的精神,总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因而对高指标虽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提出减少盲目性,争取主动权,是他对两年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这个讲话,从回顾中国共产党近四十年的历史,说明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并开始考虑如何总结建国以来十年的经验问题。

  邓小平对《十年总结》作出一个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④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人员都一致赞成这个总结。

  按照这个讲话的思路,毛泽东的认识在继续深化。

  《十年总结》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是适用的。当然,这个总结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肯定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表明对“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认识。

  十二月三日起,杭州会议讨论国际问题。这天凌晨三时,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①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0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专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没有正式记录,但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份讲话提纲。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本来应该像往常那样,狠狠地抓会议精神如何一步一步落实;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严重事件而转移了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几乎全被吸引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要对中国共产党发起全面攻击。中共代表团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受到全面封锁,在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二十三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他们还把这封信改为《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二十三日这一天,苏共又送来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二十四日开会讨论。因此,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从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议,也就是苏共在六月七日致中共信中所提出的所谓会晤。“会晤”一开始,就是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当时,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这场斗争,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北京和上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收到彭真来电,报告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来信即《通知书》的要点。中央书记处临时开会,讨论如何答复来电问题。同一天,毛泽东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的抄件,当天晚上,他邀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商量此事。从这一天起,毛泽东等四位常委,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连续开会五天,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问题。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⑤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六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七月二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五日开始,八月十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一九六0年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来,和原来的预期相反,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从四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农村中的“五风”和急于过渡的情况,虽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严重干旱,粮食形势非常紧张。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十分紧迫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来这次会议需要充分讨论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就讲到: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业、农业都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⑥但是,中苏关系问题却始终吸引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注意力,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七月八日,彭真向会议作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分歧问题的报告。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的恶劣做法表示极大愤慨。为了使大家了解中苏两党关系怎样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了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

  他接着写道: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邀集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和有关负责人,连续开会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如何作出答复。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七月十八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苏联政府七月十六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七月二十五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关心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贸易占一半,中国主要出口粮、油、肉、蛋等农产品。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⑦大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他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关于中苏关系,他说,反对修正主义问题讲了好多了,许多同志都讲了,你们也分组讨论了,特别是总理、彭真同志他们作了系统的报告,我就不需要多讲话了。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毛泽东讲到的这些政策,是在郑州会议以后的纠“左”过程中逐步制定的,对制止“共产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曾起过好的作用,但被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冲掉了。事隔一年,毛泽东又重申这些政策,预示着党的农村政策将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像,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等待着解决的棘手问题那么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他在六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毛泽东:“少看文件。”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时,康生插了一句话:“《毛选》第四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彭真:“不要他看了。”

  不断革命。

  邓小平:“可以不看了,我们定了算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⑧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②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③

  北戴河会议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形成几个文件。一是《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二是《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三是《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扭转困难局面,而规定和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成立中央局。

  这个提纲,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共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中苏之间的分歧,后来继续扩大,演变成为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以至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此时毛泽东仍认为这些分歧,这些不团结,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十月二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也反复指明了这一点);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如何发展没有说死,还要看。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国而言,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北戴河会议以后,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中苏两党会谈,是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提出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开好世界各党代表会议及其起草委员会会议作准备。

  这个提纲,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计,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具有长远和战略意义的。

  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两党会谈前,就把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发出去。《答复书》的起草工作,在北戴河会议时即已着手,会后写出了送审稿,共十二个部分。八月下旬陆续送毛泽东审阅。九月七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过一次。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九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文件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提了些修改意见。明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讨论,常委同志不参加,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给他,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和吴冷西谈了一次,《答复书》最后定稿。当天(九月十日),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把《答复书》⑨交给他,同时通知他,中共代表团于九月十五日动身去莫斯科。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国际,特别是国际共运方面。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代表团出发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一段特殊的读书生活。

  两党会谈从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汇报会上讲了一些意见。大意是: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⑩

  人们熟知,毛泽东酷爱读书,读书伴随着他度过了一生,成为他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革命家当中,像他那样酷爱读书,读过那样多的书的,恐怕不多。他曾说过(那是一九三九年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日”。④毛泽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直到一九七六年病危的时候,也没有中止读书。他最后读书的时间,有记录可查,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晨,也就是临终前一天的五时五十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读了七分钟。⑤毛泽东离开人世间的那一刻,也就是他的读书生活结束的那一刻。

  九月三十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是苏共准备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起草委员会从十月一日到二十二日,经过三个星期激烈的争论,声明草案最后基本取得协议,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可能性问题;(二)关于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中共代表团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把上述问题暂时挂起来,强调团结,高举团结旗帜,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⑾二十四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他们汇报。

  毛泽东这一次集中时间所读的书,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0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

  十一月五日,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离京飞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这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件大事,引起举世瞩目。

  鉴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问题,干部中存在一些混乱思想,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以后又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他自己带头来读。

  十一月七日,红场游行后,苏方交来一个对中共《答复书》的答复,并且申明,希望不要把它与会议联系起来。苏共的这个“答复”集中攻击毛泽东的一些论点,同时也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文章和讲话中的论点。十一月九日,苏斯洛夫等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是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答复书的问题。两党的分歧今后还可以讨论,不要拿到这次大会上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向他们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目的来的,原定在会议上要讲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话。现在你们十一月五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可能,原来的想法已经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面说要团结,不争论;一面发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要团结的讲话,是不真实的。看来是非在会上回答你们不可。争论是你们引起来的。⑿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邓力群有一个比较详细回忆:

  ①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7页。

  “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计划读的部分是下册。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23页。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时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苏州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为了不误读书,我们又乘夜车于星期一早晨赶回来。

  ④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26日,是毛主席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⑤以上根据《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4-517页。参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9-300页。

  我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了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⑥《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8、519页。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⑦见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31日。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我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同志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⑧见刘少奇等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

  1月4日,我们和毛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这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⑨中共中央的《答复书》,对苏共中央的《通知书》作了系统的批驳。其中着重讲了五个问题:第一,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实行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第二,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所有协议,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第三,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第四,赫鲁晓夫吹捧艾森豪威尔,美化美帝国主义。第五,赫鲁晓夫公然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宣传所谓“黄祸”,并要阿登纳帮助他对付中国。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⑩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64、365页。

  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我被分到朱德、邓小平同志所在的组。我问: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邓小平同志说:可以传达。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记录详详细细地做了传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主席读书的谈话内容。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72、573页。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83-586页。

  胡乔木同志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主席读书的谈话记录和我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我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十一月十日正式开始。会议开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团鉴于大会的情况有新的变化,与起草委员会时不同,许多党的代表发言,指名指责中共搞宗派主义,以分裂相威胁。因此,代表团一致意见,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去中共代表团所坚持不同意的几点,中共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代表团立即发电报向中央说明情况并请示方针。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们随毛主席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1960年2月9日。陶铸、胡乔木同志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十一月十六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小休息室,同周恩来、陈毅、李富春、陈伯达一起,研究代表团来电,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并告诉他们一切应作最坏的打算。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邓小平,转达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般性讨论结束。二十三日,赫鲁晓夫发言。他有意放低语调,力图抓住团结的旗帜,以争取群众,而对中共则是针锋相对,继续进行指责。二十四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在休息时间,苏方人员全体出动组织一些与会代表发言,一时会场情况十分紧张。休息后,发言的人,大都是一套定型的语言,明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但有的党的代表敢于出来说话,说这次会议已表明有多数对少数作决定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危险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用不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分歧,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篇讲话震动了全场。

  毛泽东读这本教科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他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发表议论。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带有总结经验的性质。并且从中国的经验同苏联的经验相比较中,来探讨一些问题。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独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说这次读书采取了“跟着书走”的方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只是跟着书走,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读教科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读;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论道,而是结合读书考虑中国应该怎样做。这次读书是在庐山会议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观点。但又因为有了“大跃进”之后纠“左”的一段经历,因而同发动“大跃进”时又有所不同。

  这时,会议已经进行了两周。中共代表团对会议前途作了分析和估计。从现在看来,全部关键是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反对在声明草案里写上苏共二十大,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样做却不能像反对写上集团派别活动那样得到支持。对这个问题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直接关系对声明是否签字的问题,代表团曾几经考虑,并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连发两个电报,请示中央。

  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电,因事关重大,把各中央局书记也都请来了。会后,中央致电刘少奇:提议在声明草案有关的一段中,强调一致协商的原则;签字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待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才能答复。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这个方法始终贯穿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之中。他说:“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批评教科书没有运用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中共中央关于签字问题的指示电,二十八日发出,主要精神是:要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的。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①。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说明量变中就有部分质变的道理。部分质变论,并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但经他重新提起并加以发挥,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不仅有哲学意义,还有实践意义。就像他所说的:“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到来。”

  在二十八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讨论过程中露出一点迹象,苏共做出一点让步,他们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

  关于如何认识事物规律的问题,毛泽东说:“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批评这本教科书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他说:“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这里,他为人们指出了一个研究和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

  二十九日,起草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一开始,双方各不亮底。就一些不一致的意见,继续争论。在会议休息时,中苏双方单独会谈,中方是彭真,苏方是科兹洛夫。中方要求苏方提出自己的方案,苏方即表明:(一)二十大必须写进声明,二十一大可以不提;(二)集团派别活动可以不写;(三)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可以考虑;(四)可以考虑写上协商一致的话;(五)内部秘密决定可以不写。中方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基本上可以按照苏方的办法解决,各向自己的代表团长报告,并约定时间由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会谈。

  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关键问题就是写不写苏共二十大。二十大被苏共视为命根子,别的它都可以让,唯独这一条万万不能让。中共中央根据对会议形势的分析,作出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的决定。这是关键的一招,使整盘棋走活了。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在于,在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指导社会实践的时候,不能以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如果这样理解,这样去做,就会出现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要根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人们接受的程度。归根到底,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对于这一天的情况,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形势好转的一天,也是此次会议的最后关头。经过我坚持力争之后,对方的诡计未得逞,逼得它不能不退让,显示了我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从此以后,指挥棒的作用可能更加不灵,老子党地位动摇,减少一切服从的恶习。总之,也是打开脑筋、破除迷信。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和各国革命的胜利,才更有了希望。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贡献,将来是会载入史册的!”②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是毛泽东特别感兴趣、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不奇怪。从“大跃进”以来,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认为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长期并存,否则“就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他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这些观点,仍然反映了毛泽东急于过渡的心态。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当时那种急于过渡的情况,作过一些纠正。庐山会议反右以后,又有明显的反复。他是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是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为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另一个是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角度,认为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小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毛泽东在谈话中,以喜悦的心情,说到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从社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应当说,毛泽东在称道一些“过渡”典型时,不是一点戒心也没有。什么戒心呢?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的深刻教训,他是记在心里的。他既希望早一点过渡,又怕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他说:“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他反复叮嘱:“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尽管有这些话,但毛泽东对这种“过渡”的称道一传达,事实上就助长了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想。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状况。

  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他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以来,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他的一个思想特点,并且用于指导实践。读教科书时,又反复讲这个问题。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是:对领导人员来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来说,要“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他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管理权,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维护和尊重,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观和平等观。

  十二月一日,八十一党会议全体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各党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并通过公报、呼吁书等。刘少奇、赫鲁晓夫先后讲话,都着重讲团结问题,会场空气为之一变。为时二十二天的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在充满热烈、团结的气氛中结束。

  价值规律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进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价值规律和计划需要割裂和对立了起来。他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毛泽东用“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来说明和解释“大跃进”的合理性,是不能说服人的,也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大跃进”之所以受到严重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违反了价值规律。

  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十二月九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表示对中共代表团工作的支持和肯定,对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及其声明的支持。

  关于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是教科书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很不满意教科书关于这个问题的论点。他认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他说:“教科书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是也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人个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种主要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对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个人利益有所忽略。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教科书的批评,并不都是正确的。

  从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共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圆满结束,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方针,经过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中苏两党的争论告一段落,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是符合中苏两党、两国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各党一致的要求。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的和发达的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这是一个科学的创见,也可以被认为是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中受到的启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长时间,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便提出这个论断。

  后来,毛泽东对八十一党莫斯科代表会议及其发表的声明,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九年春季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一九六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摧垮。”③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来的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最早见之于周恩来一九五四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后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法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决议采用了毛泽东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一个优点,它不仅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仅对发展生产力,而且对发展文化都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但是没有提国防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可归入工业,因而可不单独列出。)这次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一直沿用了下来。

  但是,八十一党会议声明,毕竟是中苏两党双方妥协的产物,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只是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也谈了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一些。

  从六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际问题方面。

  “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来。”“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进入十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毛泽东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转回到国内。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斗争在第一线,他很放心,只是对代表团请示的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同周恩来等人商量后,下最后决心并给予指示。八十一党代表会议的胜利结束,中苏两党关系的改善,也为毛泽东能集中精力抓国内问题创造了条件。

  这些意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看法。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后来演变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虽然中央决定毛泽东休息一个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他照样很忙,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当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时,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从十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七十五公斤。④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哲学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接着他说:

  主观上本来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使国家早些实现富强,但超越了实际可能,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却适得其反,受到严厉惩罚。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0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0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对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认为,需要从坚决纠正“共产风”和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下手。十月十日,毛泽东看到湖北省和福建省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⑤为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后十二日发出。这个指示强调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⑥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一九六0年三月,毛泽东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持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这个产生“共产风”的根源没有触及,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0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一部分,远远不能涵盖谈话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其中有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读教科书期间,一九六0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应与会代表的普遍要求,毛泽东这个谈话的内容,分别在会议的各小组会上进行了传达。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⑦信阳事件的材料,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六0年一月七日开始,十七日结束。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毛泽东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反“共产风”问题,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历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0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这次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准备的,首先要把一九六0年的计划指标确定下来。会议的第一天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会议集中讨论的是计划问题和国际问题,还议了一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问题如此严重,“共产风”酿成的危机已是迫在眉睫,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纠正。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毛泽东十一月二日收到指示信稿,三日早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⑧”三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发出。

  毛泽东是一月四日晚上从杭州乘专列于次日凌晨到达上海的。十七日闭会那天,发表讲话,主要讲形势问题。

  毛泽东对指示信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毛泽东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毛泽东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毛泽东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⑨

  他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他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

  从这些修改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纠正和防止“共产风”,表现了更积极、更坚定的态度。

  在讲到国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这次整风反右比历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包括了富裕中农中间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他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而又很自信。他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共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除了杭州会议上讲的那些内容以外,他还对赫鲁晓夫访美一事作出这样一个评价:一方面是好的,跟西方国家讲好,我们公开支持这一点;另一方面是不好的,就是擦粉,讲话失去分寸。西方国家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但是他们比较有原则,有分寸。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还是着重讲团结,说这是中苏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所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赫鲁晓夫虽然有这些缺点,我们应该团结,估计到是可以团结的。同时他又说:“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邓小平插话说:“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快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上述十二条政策,在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右倾”运动,此时此刻,突然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如此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这次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一九六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0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的确,这是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纠正“共产风”和其他一些“左”的错误,而走出的重要一步。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0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十二条仍存在局限性。比如,坚持公共食堂就是一条。它长时间成为人们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不敢涉及的一个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彻底铲除“共产风”等不正之风,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上海会议结束后,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二十七日到广州,在这里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毛泽东特地嘱咐值班秘书:“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六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鸡颈坑(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审读第四卷文稿。同他一起审读的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不像前三卷那样由毛泽东亲自动手作编辑工作,而是在别人编好之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他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

  毛泽东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包括像信阳事件那样的报告,对他震动极大。“五风”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这个问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以后发动“四清”运动的重要起因。

  《毛选》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威势。毛泽东对这一卷选集特别偏爱。他曾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毛选》第四卷的文章,不仅内容重要,思想深邃,从文字上说也是上乘之作,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议论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幽默、讽刺,刚柔相济,情文并茂,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特有的文风。其中《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两篇名著,为新中国建国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就其基本思想来说,将在长时间内保持它的生命力。

  十一月十五日晨,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问题,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信中对当前农村形势作出严峻的判断,他说:“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限,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⑩

  三月八日,是审读的最后一天,在毛泽东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进行。除康、胡、田三人,参加《毛选》第四卷工作的其他人也都参加了。开始有的同志还有点拘谨,经毛泽东一番轻松的谈话,紧张气氛顿时消除,觉得很舒坦、愉快。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

  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日,毛泽东又审读了《毛选》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在题解和注释中,很多地方涉及彭德怀。彭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后改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过许多重要战役。编《毛选》第四卷之时,正值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怀的名字和他的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里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为此,田家英专门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这是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郑重态度。这一卷军事方面的注释比较多,涉及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部队等,所以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挂帅,请三位元帅、五位大将参加了注释工作。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⑾

  《毛选》第四卷于一九六0年九月出版,随即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热潮。至此,作为毛泽东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全部完成。

  指示中说的中央将召开的会议,就是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

  ①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的信,手稿,1959年12月3日。

  像以往指导任何一项重要工作一样,毛泽东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报告,随时加写批语,转发各地。在他写的许多批语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毛泽东在这个批语里,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对于“大跃进”以来急于过渡的问题进行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检讨,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训。

  ②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

  这个批语全文如下。

  ③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手稿,1959年12月。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④毛泽东在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的演讲,1939年1月28日。引文中的“三百五十九日”,是按中国农历算的。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⑤毛泽东病历,1976年9月。

  中 央

  ⑥应是《毛主席诗词十九首》。

  1960年11月28日”⑿

  ⑦《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后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但是,问题的解决从何着手,情况和问题是不是已经清楚了,怎样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有条不紊地把困难一个一个地克服掉,特别是怎样使“共产风”等“左”的一套东西不再出现反复,这就需要通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动员全党的力量,集中全党的智慧,才能解决。

  ⑧以上均引自《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1月印。

  ①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提出的作出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记录,1960年1月17日。

  ②《杨尚昆日报》(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26页。

  ⑩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2日。

  ③毛泽东审阅《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时加写的一段话,见1961年2月5日《人民日报》。

  ④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5月21日。

  ⑤毛泽东给李富春的信,手稿,1960年10月10日。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640页。

  ⑦王任重日记,1960年10月26日。

  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60年11月3日。

  ⑨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修改,手稿,1960年11月3日。

  ⑩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60年11月15日。

  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手稿,1960年11月15日。

  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11月28日。

本文由极速体育发布于极速体育,转载请注明出处:毛泽东传(1946―一九八〇): 《毛泽东传》 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