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一九四六―一九七八): 《毛泽东传》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一九六二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总的说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度过的,但平稳之中也有波折。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一名,他们代表着一千零七十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名代表,几十个党员。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着拥有六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了。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3月1日。《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页。)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象征着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空前巩固。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①(①指1961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②(②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后,三月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来信的估计及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复信。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页。)同一天,派专机将苏共中央来信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中共八大开幕,并致开幕词。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①(①毛泽东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4月9日。)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然而,从一九六。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中央已无意再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五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毛泽东强调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这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党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又因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事件而紧张起来。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经济建设的高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必须善于学习”的号召。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从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从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①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②(②丰=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从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27日。)

  为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②(②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纪要,1962年4月30日。)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会议一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便开始了。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这以后,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六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来两个名单。一个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个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摘要,1961年12月17日。)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③(③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会议期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④(④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这一时期,另一个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问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

  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②(②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党章第一次修改稿,在邓小平主持下,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就拿出来了。经过半年的反复修改,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提交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专门就修改党章问题讲了两段话。他说: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②(②[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5月版,第390页。)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到了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②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_百条,这就有办法。”

  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快被吸收到党章修改稿里。五月底,邓小平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常任制和增设几个中央副主席、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③等问题,提请各地党委主要负责人讨论。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到准备八大的时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满意的解决。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负一点责好”。④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①(①转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页。)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②(②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62年8月10日。)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原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⑤  

  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在同毛泽东商量后,周恩来七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③(③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与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给陈毅并代表团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事情。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⑥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这说明刘少奇对毛主席很尊重,毛、刘之间在政治上当时完全一致。随后,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后来听乔木说,起草时他最费斟酌的就是十大关系这个问题在政治报告里如何安排,如何体现,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⑦

  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有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⑧

  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七月初,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从这时起,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

  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

  还在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七月六日到十四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十五日和十九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

  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这时,北京已进入盛夏时节,酷暑难捱。从七月二十三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

  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

  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

  盛夏的北戴河,松林茂密,绿树成荫,海风习习,气候宜人。

  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①(①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一到北戴河,第一件事就是下海游泳。在北戴河的二十八天当中,除了三四天没有下海,天天都去,有时一天下海两次。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不仅体力好、精力好,心情也好。

  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

  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中加写的话,手稿,1962年6月11日。)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62年6月18日。)

  在北戴河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并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在繁多的准备工作和文件修改工作中,毛泽东始终把重点放在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定稿上。

  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为了参加定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于八月二十日回到北京。这以后,他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目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政治报告稿虽经多次修改,毛泽东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仍不很满意,要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

  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

  毛泽东原打算六月二十三日离开武汉到青岛,后来改变主意,想在武汉多游几次长江。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写给彭真的信中说:“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②(②毛泽东给彭真的信,手稿,1962年6月22日。)

  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九月十四日凌晨,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段批语:“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⑨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得慢了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③(③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5日。)七月六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写完批语,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毛泽东又在封面的另一空白处补写了一段话:“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⑩

  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

  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政策的文件,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4、116、117页。

  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曾经实行过“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明显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①(①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9日。)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

  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③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八大后设立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司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⑤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

  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0页。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页。)

  ⑦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②(②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7月6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而不是更弱了。”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③(③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82年11月22日。)

  ⑨指政治报告稿新增加的关于英、法外交政策的一段论述,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同志增写的。

  毛泽东讲话之后,刘少奇谈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说:“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⑩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刘少奇这番话一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T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7月2日。)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中共领导人在讨论党和国家大事之余,也轻松地谈一些文艺小说一类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过了几天,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②(②《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页。)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①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通信以及他所写的批语,就生动地体现出这种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②

  邓小平针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七点要求: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要严格党的生活。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②(②周恩来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台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页。)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刘少奇送来的这两部分草稿,写了一段批语:“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还补充了一句:“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③

  最后,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他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页。)

  五天以后,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刘少奇又把修改后的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④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⑤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毛泽东对这三部分很满意,当天复信:“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⑥信中提到的“前一部分”,指的是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统一战线部分,也就是刘少奇在信中提到的“前面统一战线部分”。

  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经印出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下发各小组讨论。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八月三十日,刘少奇又送来政治报告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的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一万二千字,按版面计算有一万三千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作?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他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⑦

  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

  但是,性格耿直的邓子恢,却在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的七月十七日,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64页。)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指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弛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④(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5日。)

  同日,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还建议:“在国际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⑧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看过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的批语,手稿,1962年1月10日。)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他认为刘少奇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①(①《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三时,毛泽东看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写信给陈伯达并刘少奇:“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⑨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②(②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同日晨六时,毛泽东又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对政治报告稿提出压缩的要求:“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⑩

  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③(③起草委员会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和部分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④(④《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①(①毛泽东对《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批语,手稿,1962年7月22日。)

  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4日。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③毛泽东写给刘少奇的批语,手稿,1956年8月24日。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①(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17日。)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④高智,当时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②(②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25日。)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⑤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①(①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⑦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①(①这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是: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61—367页。)。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②(②《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45、455页。)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⑧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28日。)

  ⑨毛泽东给陈伯达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起草文件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分别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省市区负责人谈话,听他们汇报情况,议论一些问题,谈自己的看法。他把这个过程称作“周游列国”。

  ⑩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

  这是毛泽东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他要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时,先要分别与地方上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起一种“吹风”的作用。

  九月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毛泽东觉得,这一部分还需要再征求陈云的意见。九月四日,嘱咐陆定一,把这部分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在五日晚十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这就是刘少奇口头报告的由来。

  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不完全。下面是现有材料中那几次谈话的主要情况。

  五日,陈云对这部分稿子作了修改以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①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

  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看了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批示胡乔木:“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②

  刘少奇讲了四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党的作风问题。

  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又问到农村单干的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的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说明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这一个时期,周恩来忙于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从九月六日起也参与政治报告的修改工作。九月七日晨六时,毛泽东要人送去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请周恩来修改,并在信中说:“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交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③

  关于国内形势,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一九五九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减产百分之四十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第二天,周恩来改完这两部分,立即送毛泽东过目。上午九时,毛泽东转送刘少奇,并在周恩来改稿上批示:“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④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①(①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要点,1962年8月2日。)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不少,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见证。

  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毛泽东在九月七日上午十时给周恩来的信里,除了要他抓紧修改政治报告,还提出:“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所说的“建议”和“报告”,就是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对这两个重要文件,毛泽东也都认真审阅。

  关于集中统一问题,刘少奇着重谈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强调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把地方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九月九日,毛泽东看了“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十三日,又看了“报告”稿,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语:“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⑤周恩来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了,整个报告达到了逻辑清晰、文笔流畅的要求。

  关于党的作风问题,刘少奇突出地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页。)

  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对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出决定。这次全会,为顺利召开八大作了各方面的准备。

  刘少奇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②(②1962年1月28日是星期日。)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7日。)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八大议程等六个文件作了说明。毛泽东多次插话。在讲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政治报告。现在的报告稿子九万字,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请大家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部分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刘少奇表示:毛主席讲至少要缩减三万字,我看很有必要。

  一月二十九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林彪讲话。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他在讲到这几年的困难时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页。)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泽东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提出: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⑥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时,离大会开幕仅有两天,大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③(③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毛泽东先讲了一下文件准备情况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预选情况。他说: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造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是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第三种写法,也可以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明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⑦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会议对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个文件进行讨论后,基本通过。

  鼓掌。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①(①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

  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着重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讲了话。

  毛泽东说:

  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

  他说:“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又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刘少奇提议、中央常委一致赞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中心小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由22人组成,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毛泽东又谈到自己,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这段时间,毛泽东接连批了几个材料,印发会议。其中有: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给毛泽东的信,新华社关于南共联盟领导人谈南斯拉夫经济情况的一篇综合报道,新华社播发的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刊载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还有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是专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在讨论中间,陈云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也特地讲了一段话:“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9日。)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最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能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⑧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透过毛泽东这篇讲话和讲话的氛围,人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坚强团结的,就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高潮。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单干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①(①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至此结束。

  毛泽东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在七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八大预备会议也从八月三十日起,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是赞同的。但问题是如何实现集中统一,用什么来反对分散主义。实际上,在当时既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也有个人专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因此,大会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不同意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把反对分散主义而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心问题来讲,强调和坚持民主集中制,来实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他力求从更高和更全面的层次上,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接着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八月三十日晚,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这次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与其说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说,实际上是起点题作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投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这个讲话后,会议便转到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且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对会议议程作了说明之后,接着就八大会议的目的和宗旨、继承党的传统、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的一种现象,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他举了一些省委发扬民主、作自我批评的例子,说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八月九日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从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内,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毛泽东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六个组汇报讨论情况,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化的历史。毛泽东随时插话。他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在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时,毛泽东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关于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十分赞同。他提出来,要把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到他的报告里头。他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要修改一下,把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这个问题,在各组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去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底下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修改的时候注意不够。今天找了陈伯达和胡绳他们几个同志,谈这个稿子如何修改的问题。根据主席的意见,想把这个第二部分的题目改成‘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倾向。这种集中过多,_小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他还说:“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t、让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堵了言路,这是一条很大的教训。所以,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①(①刘少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2月8日。)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他说:“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的时候,常常讲到认识论问题,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这次讲话,系统地发挥了这个问题。他详细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进行民主革命,是经过了二十四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这一历史过程。然后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9日。)

  谈到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说,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并且证明斗争得不对的人。他说:“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他坦诚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①(①此处原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在听取了各组汇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毛泽东首先肯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在任期内的工作成绩,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随后,对选举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的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作了说明。他说:“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⑨ 

  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信心十足地但又是很轻率地认定,只要有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冷静多了,改变了那种不切实际的认识,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还回忆了一九六一年对蒙哥马利说过的一句话:“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这同他当年认为很快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估计,真是有天壤之别了。从这里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必须有一个过程。

  大家汇报说,根据主席指示,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毛泽东满意地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对待犯错误的包括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定下来的。八大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向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介绍了这个经验,还举了李立三的例子,他说:李立三“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的两面,现在剩下来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⑩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9—304页。)

  邓小平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邓小平还讲到,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

  ①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9月5日。

  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大会的民主气氛。当晚,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再用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少数空气沉闷的省份,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坐镇下,初步揭开了盖子,前几年严重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刘少奇说:“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关于形势问题,他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②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6年9月6日。

  二月二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

  刘少奇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插了一段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③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7日。

  春节临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

  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④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大年初二(二月六日),继续开大会,邓小平和朱德讲话。邓小平着重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刘少奇谈到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泽东又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①(①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

  ⑤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13日。

  大年初三(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讲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等问题。在通过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之后,由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又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所谓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历史旧账。

  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有些批评指名道姓,包括对毛泽东的指名批评,这种情况,在建国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此前,邓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1日。)

  ⑦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会,又是一次动员大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找来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印发过的一个文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当时曾经写过一个批语,肯定了这个文件。这一次,毛泽东要求重新印发,并写了一大段批语批评邓子恢,不但算了一九五五年所谓砍合作社的1日账,还算了一九五。年“提倡四大自由”等老账。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0-113页。

  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检讨。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89、90、92、95、96页。

  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二月八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刘少奇主持。这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

  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⑩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7日。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苏联同志,就是米高扬。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时,对他说的。八大期间,他们两人再次相会,毛泽东又谈起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回顾了七年前的那次谈话,他说:“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①①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总之,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开好八大,像七大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动员作用。

  陈云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0—206页。)陈云这个讲话,成为西楼会议和随后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85页。)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能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在此基础上,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②(②《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第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3日。)

  接着,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重点讲经济建设和中央委员的选举。他说:

  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陈云发表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三个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三月十八日,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是在西楼会议开过不久酝酿恢复成立的。后来确定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担任副组长,周恩来等为财经小组成员。

  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做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在七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讲话。他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是恢复阶段。对一九六二年计划要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关于综合平衡,他认为,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结果不能平衡;按短线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r7—215页。)

  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页。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关于“恢复时期”的提法问题,他说: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②(②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3月8日。)

  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人们还曾记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过的那段著名的话:“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③又曾记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号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以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科学上的独立。现在,根据已经迅速发展了的客观形势,毛泽东沿着这样的思路又前进了,他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以适应全面经济建设的要求。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说,过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5日。)

  接下来,毛泽东又谈到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他说:“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③(③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页。)

  从八月十七日起,中央工作会议转入讨论商业、物价、粮食等问题。

  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教育党的高级干部要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受到的冤屈。他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曲,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有。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七千人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一直在外地。他在离京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二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见到毛泽东。

  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周恩来发言。

  最后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他说:“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④

  毛泽东对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满意。二月二十四日凌晨,给田家英写了二个条子,说:“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4日。)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在团结、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中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大会就要正式召开了。

  第二天,讲话稿送来了,是一个录音记录。毛泽东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改出后即交田家英,并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②(②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6日。)

  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说征购任务减少了,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五百四十万吨,今年进口四百七十万吨,减少了七十万吨。逐年减少。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今年进口粮食减少七十万吨,明年能减多少?”周恩来比较谨慎,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少七十万吨,再看一看。

  大会前夕,毛泽东还作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那就是八大开幕词的起草。

  从这时起到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改了七遍,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和补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问题这两部分。其中有一段话,意思是说,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毛泽东在修改整理稿时,读到这里,觉得言犹未尽,忽然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随手引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引证之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一篇议论。为了引证无误,毛泽东特地嘱咐田家英找来《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加以校对。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八大开幕词,毛泽东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或许是工作太忙,毛泽东又要陈伯达代为起草。九月八日,他写信给陈伯达催问起草情况:“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⑤

  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以及文字上的润色,使得这篇讲话内容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文字也更为流畅。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7页。)

  当时商业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同时存在两个市场(国家计划收购市场和自由市场)、两种价格(国家计划收购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李先念提出一个问题:粮、棉、油是否进入自由市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刘少奇说:“自由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你不让搞,它有黑市。不让它存在是不行的。”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7日。)

  毛泽东自己起草的两次稿子,内容大致相同,虽然没有写完就放弃不用了,但是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毛泽东的心始终牵挂着农业问题。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紧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他非常需要了解。二月二十五日,找来田家英,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都在湖南。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还有湘乡唐家士宅(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且很关心调查组,说湖南三月份天气还很冷,可以向湖南省委借些棉大衣给大家穿。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容易划分不清,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

  比如,关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国际国内条件,他写道:“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很快,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谈笑风生,并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笫88页)

  刘少奇的这个建议极为重要,防止了在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后在全党立即出现反右。

  又比如,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毛泽东作了两个估计。一个是实现初步工业化的时间,另一个是接近或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国家的时间。他写道:“到那时,即到一九六七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地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六亿人口的国家,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人计算,那时将有七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三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宅。天华大队一直没有去。

  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

  这是毛泽东当年思考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时,毛泽东已经改出七千人大会讲话第七稿。三月二十日,批示将讲话整理稿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②(②指邓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又比如,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分析,毛泽东写道:“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三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相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⑥

  四月初,陈伯达同胡绳、吴冷西、邓力群一起,对毛泽东的讲话整理稿通读了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采纳了这些意见,并批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7日。)

  讲话又转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20日。)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讲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就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讲话稿的修改,至此告一段落。他在修改讲话稿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西楼会议以后中央采取的一些举措。

  这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讲的中心问题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已经出现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绝对化的情况。

  很快,毛泽东收到陈伯达起草的八大开幕词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汉回复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来面谈一次,商议当前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国际问题。十五日,又提出要周恩来和刘、邓一同来,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将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十分紧急。当年田家英三十四岁,精力充沛,很快赶写出一个初稿。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然后让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审阅修改。这已经是九月十四日清晨四时三十分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半的时间了。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当天晚上,就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十七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后来周恩来谈到这次汇报情况时说:“今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主席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今后十年要划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调整,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是农业的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又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讲了话,后头到武昌向主席汇报,成立了财经小组。”①(①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5月11日。)

  八届十中全会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

  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作修改,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还说:“这件是否讲,要看十五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作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讲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而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在形势估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吸收了大家的意见,稿子改得越来越好,毛泽东满意了。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三月十八日返回北京。

  二十四日的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说: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出席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致开幕词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刘少奇在会上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毛泽东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会议,先听了讨论刘少奇报告的发言,然后讲话。

  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

  刘少奇的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七年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一列出,并且指出,缺点、错误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在中国共产党又是由中央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士没有责任或者责任很小。对此,与会者反应十分强烈,对中国共产党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精神深受感动。张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说:“我这个人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二十五年之久,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没听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好发脾气,好骂人。有个故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国民党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也在大会上骂人。当时会场上不晓得什么人写了一个条子,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书经》上的:‘万方有罪,朕躬有责’①(①见《论语•尧日篇》,原文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又见《书经•汤诰》,原文是:“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蒋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万方有责’。这句话传遍了全场。”②(②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

  报告说:“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七位与会者发言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作了一个不长的讲话。

  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里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报告提出,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同毛泽东最初把反对保守主义作为八大的指导方针,是不同的,这反映毛泽东在听三十四个部门汇报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在《论十大关系》里并没有提反对保守主义。

  在讲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三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

  报告还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在谈到当前的困难时,毛泽东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最后,他归结了一下自己的讲话:“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作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①(①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声明:“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⑧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召开。他表示希望这次人代会能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开成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

  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等继续着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接着,他对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九月十六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②(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16日。)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同七大的时候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经处于执政地位。由此,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不能不把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放在中心的位置。

  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①(①程子华在中共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传达刘少奇在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的讲话的记录,1962年4月25日。)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

  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的情况下所面临的种种新的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认为它必然会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报告指出:“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⑨

  四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曾经多次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方案。在周恩来主持下,把讨论意见整理成《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修改后的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报送毛泽东。他在信中说:“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②(②林总,指林彪。)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③(③指定于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④(④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25日。)

  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

  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毛泽东多年来抓住不放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在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开展这方面的斗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不论是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都集中地批评了这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这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半年后,于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全党整风的初衷。

  五月一日,毛泽东看完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写了一个批语:“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来信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1日。)

  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

  在修改党章的报告里,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显而易见,这同借鉴苏联的教训有直接关系,如果把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拿来同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加写的有关内容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修改党章报告里的这些话,同毛泽东加写的那些话是完全一致的。

  五月二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

  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

  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称著于世的。到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任何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从一九四九年起,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⑩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周恩来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等问题,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和甄别平反问题,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

  ①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②(②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5月11日。)

  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页。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

  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5页。

  邓小平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善于抓要点,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还特别强调甄别平反工作,他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①(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8、319页。)

  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2-107页。

  刘少奇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②(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44—446页。)

  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

  ⑤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这次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中央财经小组吸取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对经济形势作出比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

  ⑥毛泽东起草的八大开幕词(未完稿),手稿,1956年9月。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批发这个报告的指示,于五月十九日连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一起,请李富春阅后立即送毛泽东审批。他在信中说:“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①(①指1962年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②(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5月19日。)

  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

  ⑦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两个文件后,批示:“退总理,照办。”③(③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24日。)

  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

  ⑧以上引自《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03-262页。

  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

  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14、215页。

  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

  ⑩毛泽东1954年12月19日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曾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87页。

  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

  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不论是党内还是在党外,当时也没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问。而且,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

  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

  邓小平报告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

  大会对三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同意这三个报告。

  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六十八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四十五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毛泽东接着谈形势问题,对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很概括的论述。

  大会结束前,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

  毛泽东对决议起草工作非常重视。他多次约陈伯达、胡乔木谈决议修改问题。九月二十四日晨五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决议草案,并于当天下午二时以前,各个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二十六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从晚上十点半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五十五分。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在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封面上写给胡乔木一个批语:“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时间是九月二十七日晨二时。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

  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大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经过集体讨论和反复修改,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

  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

  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

  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当时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间,在全党,认识上是一致的。

  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

  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

  关于这件事情,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有一个回忆,他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②

  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③

  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

  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④

  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

  毛泽东提出异议的,只是这一个提法,并不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⑤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

  八大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一批出席大会的兄弟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据不完全统计,共会见了二十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代表团。

  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

  会见都安排在下午,地点是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每天下午一般是两次会见,有时是三次。一次会见,少则一个多小时,多则三个小时。会见结束后,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工作,对于年过花甲的毛泽东来说,如果没有充沛精力,是不可想象的。看了当年那些会见记录,会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思想是那样的敏锐机智,思路是那样的清晰,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当他问起对方国家的情况时,你又会看到他是多么如饥似渴地想知道外部世界的一切。

  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

  会见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总结斯大林错误的教训到探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以波立特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

  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

  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谈到斯大林问题。波立特说:“你们那篇文章⑥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

  毛泽东说: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这次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说明,主要原因是认识不符合实际,其他原因是次要的。为什么列宁没有犯错误呢?“当时苏联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白军的叛乱,他面临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复杂,但是他并没有犯错误。到了斯大林时期环境更好了,斯大林却犯了错误。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中国。他说:“我们的胜利只有七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⑦

  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对斯大林的错误根源作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说:

  在好转。”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⑧

  毛泽东谈到第三个问题,矛盾问题。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以乌布利希为团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会见。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

  乌布利希向毛泽东表示感谢:“第八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

  毛泽东:“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

  乌布利希:“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同。”

  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

  毛泽东:“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⑨

  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

  在国际共运中,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有过类似的命运,即都受过斯大林错误的损害。毛泽东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赞成对斯大林错误进行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错误,又讲到共产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问题,即所谓的“父子党”关系。他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问题。”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⑩

  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开始了。而今,干脆就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修正主义”,并且确立了在国内要解决“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提法。他认为,这两种斗争,国际的和国内的(主要是党内的),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观点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化了。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1、342页,第350-351页。

  毛泽东接着说:

  ②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

  ③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

  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

  ④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的讲话记录,1980年9月21日。

  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

  ⑥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

  ⑦毛泽东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

  ⑧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2日。

  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

  ⑨毛泽东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7页。

  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

  事实确是这样。比如在早些时候,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在讲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时,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①

  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

  毛泽东从苏联的教训以及中国自己的情况中,已经看出,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集中统一过多而民主不够的问题,他很想改变这种状况。集中和民主,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达到比较完满的结合,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

  毛泽东还应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他这样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②

  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

  九月二十六日,大会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会见了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他问客人:“你们觉得这个会怎样?”

  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

  于哥夫答:“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

  毛泽东说:“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③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八大的一个总评价。他突出了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

  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十月一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回到住地,已经十点多钟了。稍事休息后,又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二时三十五分。

  尽管毛泽东重申延安整风时期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前提搞错了,甚至是颠倒了,把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分岐,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或叫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这就不可能做到正确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分歧,而使一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使党蒙受重大的损失。

  毛泽东问客人:“你在中国还要呆一阵?”

  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大家:

  杜克洛:“去广州、上海,返北京后回法国,满脑子里装满了你们的东西。”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

  毛泽东:“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

  杜克洛:“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

  毛泽东:“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

  杜克洛:“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这些任务的重荷。”

  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

  毛泽东:“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

  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

  毛泽东看到了经济落后的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巨。接着,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

  杜克洛:“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象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

  毛泽东:“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

  杜克洛:“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

  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

  毛泽东:“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①(①

  杜克洛:“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

  毛泽东:“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装备、安装造纸厂。”④

  年9月24日。)

  杜克洛:“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

  这是注意了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教训,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而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表示了这样一种鲜明态度,才使得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的几年内,经济调整工作仍能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没有受到正在发展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

  毛泽东:“请帮助。”⑤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所谓“翻案风”中间,康生等人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严重政治问题,说这本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以此陷害支持这部小说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在这次全会上设立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一个是彭德怀一案,另一个就是习仲勋等人一案。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②(②据薄一波回忆,在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页。)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把它用到小说《刘志丹》上,用到习仲勋等人的身上,则是完全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中法建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逐步实现。但从这个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于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急迫心情。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当陈伯达谈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一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毛泽东在上述一系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八大路线的理论阐发,对八大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在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他沿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探索。

  陈伯达谈到经过一九六。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样,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了史册。这次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总任务。如果说,七大是党的历史上以革命、胜利为主题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为主题的代表大会。

  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与七大相比,中国共产党这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是全新的,对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既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这些情况决定了八大以后的道路,将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但是八大的主要功绩和贡献在于,它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宣告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时,毛泽东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07页。

  在这里,毛泽东肯定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很重要的。从六十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一九六三年六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八十四项成套设备和技术。①(①《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4页。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他说:“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毛泽东:“还有吴芝圃。”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墼布置的。”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②(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③泽东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6日。

  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批评了邓子恢。他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是作为当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不论是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毛泽东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开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

  ④1956年中国向瑞典金钢石钻探机公司订购了385台钻探设备,价值261万美元。这是当时中国同西方国家进口贸易中一笔较大的交易,曾经轰动一时。见《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450页。

  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找到以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体制,作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他认为就当时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形式。应当说,这种体制,由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小,加上有一些比较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同公社化初期那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较,甚至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较,都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日。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①(①这十个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建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关于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政权的。阶级斗争观念深深地印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头脑中。他们的工作经验,主要也是阶级斗争的经验。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对于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定的。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

  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

  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

  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

  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

  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

  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

  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

  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

  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

  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

  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

  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

  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

  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53、

  654页。)

  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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