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镜头背后的杜拉斯

图片 1

图片 2

图片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杜拉斯 资料图片 4月4日,法国着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百年诞辰。 在巴黎,法国人对这位嗜爱的女人的纪念传统而温情。除了再版她的作品和新版几部传记之外,四部她写的或是关于她的戏在不同的剧院上演。在法国各地的图书馆里,杜拉斯作品朗读会也相继举行,人们相聚在一起朗读她的生活、痛苦、渴望和沉默。 作为作家,杜拉斯闪耀文坛;作为电影作者,她用具象的画面包容荒诞,透过柔软迂回的光影触碰坚硬的现实世界,从而形成不可复制的“杜拉斯电影”,与阿伦·雷乃等等一同跻身“左岸派”代表的行列。 穿越一个世纪的岁月尘埃回望——16岁的杜拉斯站在湄公河的轮渡上,遇见了她的中国情人……“我已经老了”,这句经典对白依然犹如群山中的回声在耳际来回摆荡。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70岁的时候写下的文字,她在《情人》中写下了16岁那年的记忆。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具有惊世骇俗的叛逆性格。她于1914年出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父亲在她7岁那年去世,母亲是当地的小学老师,有两个哥哥。后来住过金边、永隆、沙沥。16岁那年,她认识了一个中国情人,在异域的风情里,一切的浪漫都成了五十年后最美好的回忆。直到18岁那年她离开越南,回到法国求学、工作。 1943年,杜拉斯写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之后,写作便成为她视作生命的事情,就像她说的,“我除了作家,什么都不是”。从1950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开始,18年来她在越南那段独特的童年生活经历,源源不断地成为她小说的主题。也就是从这一部小说开始,杜拉斯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批像雅克·拉康、英里斯·布朗肖、乔治·巴塔耶、朱丽姬·克里斯蒂娃等法国批评大家都曾公开撰文,评论杜拉斯小说所具有的独特性。 1984年小说《情人》的发表,获得了当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法国为之轰动。在杜拉斯长达半世纪的创作过程中,她写下了30多部小说,10多部戏剧作品,指导参与了20多部电影的拍摄完成。 王小波生前对玛格丽特·杜拉斯倍加推崇,在他的散文里曾多次提及杜拉斯,认为杜拉斯是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之一。他在《小说的艺术》中说“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是:卡尔维诺、尤瑟纳尔、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诺,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我的师承》一文中又说“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在《用一生来学习》一文中说,“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王小波认为,《情人》看似自由的叙事风格,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给人带来无限的沧桑感开始,到结尾的一句‘爱我一直到死’,带来绝望的悲凉终、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作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是的,《情人》就是这样,中老年对童年的追忆,本身加上了一层岁月的沧桑感、悲怆感,将记忆的碎片用一股悲哀的情绪串联起来,使小说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诗意。 在杜拉斯的众多作品中,不管是早期的《平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塔吉尼亚的小马》等,还是中期的《琴声如诉》、《劳儿之劫》、《广岛之恋》,印度小说系列《副领事》、《爱》、《恒河女子》、《在荒芜的加尔各答她名叫威尼斯》,还是晚期的《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她想象的翅膀一直在她异国的童年生活经历中翱翔,她似乎在时时回忆曾经发生在她身边的一切,然后将这些回忆化为支离破碎的片段散落在她不同的作品当中,闪烁其词,言外有音。杜拉斯用其独特的方式在她的小说中追忆式的叙述童年在东方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是她绝大部分小说的主题。她的小说始终在冷静的文字下面掩藏着魔咒般的激情,在激情中表现爱、孤独、欲望、疯狂和死亡。她对一种诗意的、召唤式的情绪、氛围和场面能做到高超、独到的把握,形成一种独特的意境,内蕴着矛盾、剧烈碰撞的激情,使得她的文字特别富有张力,这是其艺术形式上最大的特色。 杜拉斯总是能将电影艺术引入小说领域,使得她在小说中对时空的独特处理,像一架摄影机,任意交错、并置多个镜头般的画面和场景,像电影中的场面调度,而这种任意是通过情绪来串联的,使得其小说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视觉感。通过到位的词汇,把握准确的节奏,简洁的句式和省略的艺术,给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镜头般的世界。 杜拉斯作品的语言具有“极简主义”的特色,诗般的语言,咏叹调式的,词语化的,简洁而富有力度的文字,简练而又多变的句法结构,在不经意中触及深刻本质的比喻,这使得她的文字充满浓郁的诗意。杜拉斯特别善于运用重复和魔咒般的对话,日常式的对话,简洁而具潜台词,在这种“潜对话”中表现人物内心活动,能够精确地描写人物的心理和感受。这一切使得杜拉斯的写作风格和文字风格都显得很独特,以至于人们只能用“杜拉斯式”这个词来概括,除此之外再没有更恰当的词语。正如她自己所宣称的:“我就是我,玛格丽特不属于任何人,不想和任何人相提并论。” 集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于一身的杜拉斯,在小说领域和电影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于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成了20世纪法国最着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剧作家之一。在中国,她一度就像日本的村上春树和中国的张爱玲一样是“时尚的标志”,成为中国小资读者们必读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小资的女文学青年,她们将谈论杜拉斯认为是一种时尚,在任何一个谈论文学的场合,老一代的小资们已经把谈论杜拉斯当作俗套,但依然有一批中国作家喜欢杜拉斯,模仿杜拉斯,她们的写作或隐或显均受到过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影响。作家安妮宝贝就曾说,“如果有人把谈论杜拉斯当作俗套,我依然想独自品味她和讨论她。” 然而,很不幸的是,一大批中国女作家学习杜拉斯的不是她对小说艺术的创新。她们所模仿的只是回到“自身”的写作。她们开始向自身探寻,于是,成为“身体写作”。在中国文学里,这算得上让读者“耳目一新”。这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对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女作家,如卫慧、棉棉、周洁茹、陈染等,掀起了一股女性写作的狂潮。她们以自陈自诉的方式,把被长期掩蔽在无名混沌状态下的、女性成长中的身体感觉和心理体验鲜明地呈现出来,表现她们那代人的共同经验。当“个人化写作”、“边缘写作”作为新异之物在女性文学中出现之时,许多批评者曾为女性终于形成鲜明的性别意识、终于能够大胆地袒露原本属于禁忌的自我体验而感到惊喜,然而此类写作的起点也便成了它们的终点,狭隘地理解了女性所拥有的独异体验,对女性自我欲望的表述无以避免地趋于单调、扁平。她们所表达的只是单个个体的欲望,其整体精神特征还停留在表达愤怒与叛逆。 可是,这不是真正的杜拉斯,这更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杜拉斯。虽然,杜拉斯曾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一个妓女。”然而,她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作家”,她把“自己的世界”外化到“大世界”中去,深厚而丰富的社会内容是其故事的底色和背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极大的创新性,使其小说具有极大的张力,让人感到尖锐的力度,而不是绵软无力。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杜拉斯是“不可模仿的”。正如法国的评论家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说的,“承认或者隐而不说,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颤波动”。“意指的震颤波动”,它来源于灵魂的力量,而灵魂附属于一个特定的肉体。杜拉斯用她的一生来写作,用她的生命来写作。就像她说的,“我是作家。其他的都尽可忘掉”。图片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杜拉斯谈杜拉斯:悬而未决的激情》玛格丽特·杜拉斯莉奥波迪娜·帕洛塔·德拉·托雷访谈缪咏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年是太宰治诞辰 110 周年,其作品《人间失格》被日本艺术家蜷川实花重新搬上了电影银幕。

今天我们翻开中国的纯文学期刊,会发现一部新的文学作品一定会带着两个“拖油瓶”,一个是理论家的批评,另一个就是作家的创作谈了。其实,作家们在访谈中仍在继续着他们的创作,仍在讲一个故事,没有任何的遮掩,只不过更换了方式而已。杜拉斯和许多作家一样,总是觉得读者没法完全理解他们,这使她动怒,随之便滋生了解释自己及作品的欲望。她要为自己及作品找到一个原因,于是便有了这本《杜拉斯谈杜拉斯》的书。

在正式发布的预告中,太宰治和好友坂口安吾在酒吧激烈对话的情景吸引了许多日本观众,因为两人对话的内容与堕落和地狱这些具有哲学意味的话题有关。这不禁让人想起日本动漫 《文豪野犬》第二季中两人对饮的一幕。

访谈的风行证明了一个事实:我们的确甘心被骗,并且急于炫耀自我的忠诚。谎言的出现是片刻的,只需一瞬间,说谎者和听谎者就构成了一个场域,在看似真实的讲述里复制了虚构。杜拉斯如此,那些在访谈中对成功、对创作、对自我、对生命等等侃侃而谈的人皆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访谈录是“无聊”的,它适合两种人阅读,一种是研究者,他们不自信,所以需要作者本人的支持并且他们热衷为所有行为找到动机。另一种是窥探别人隐私的“吃瓜群众”,他们关注别人生活的隐蔽之处并且相信那些当事人关于自己的所有言论,像孩子一样轻信真诚。

作为日本“无赖派”的文学旗手,太宰治和坂口安吾在作品中表现出否定传统社会的权威与秩序的倾向,展现日本战后的社会世态和人心幽微。

杜拉斯在中国的流行是必然的,这不仅是由于她笔下那流光一样的中国情人,还因为女性与性的作家标签是今天“文学消费”的重大卖点。事实上,关于女人,男人永远不会懂得她们虚构记忆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因此,任何的出自女性的访谈录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部精心编排的小说,何况这本《杜拉斯谈杜拉斯》还是两个女人间的对话。在法国关于杜拉斯访谈的书数目不少,比如米歇尔·波尔特的《卡车》、塞尔日·达内的《绿眼睛》、热罗姆·博儒尔的《物质生活》等,但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不仅关注杜拉斯特定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更是对批评杜拉斯的若干言论和其一生的生活与创作的整体脉络有所整理。这位意大利的作者又以对话问答的方式行文,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完整又全面的杜拉斯,本书的优势就像当初将意大利语的原著翻译成法文版时,译序中对其他访谈的批判一样明显:“与本书作者利奥波迪娜所采取的对话方式不同的是,法文访谈往往都紧盯着某本特定的书为主,要不就是跟杜拉斯谈她的生活、作家生涯。”在本书中,童年、文学、激情与女人的话题让杜拉斯活成了她想象的样子,这也是她电影的观众和作品的读者所想象的杜拉斯。这要归功于杜拉斯对回忆的精简与抽象。

尽管太宰治在作品中多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自述,以表现人生走向毁灭的无力感,并通过一种私人化的笔触流露出羁束日本战后一代人的幻灭心理,典型、贴切地呈示了“无赖派”作家的写作特点。然而,从理论上概括出该派文学观念的,却是另一位代表作家——坂口安吾。

杜拉斯说: 大家总是指责我,说我疯了,不合乎逻辑。杜拉斯的话是真诚的,至少她的作品可以证实她所受的指责是真实的。稍微有一点阅读杜拉斯经验的读者就会发现,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有一系列的“疯女人”形象。这让我想起了勃朗特姐妹,在《简爱》中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和艾米丽笔下暴风骤雨的疯狂。但杜拉斯笔下的疯女人是极为安静的,既不是夏洛蒂笔下的那种畸形的疯狂也不是艾米丽笔下狂野的疯狂,就像《毁灭,她说》中不知疲倦的伊丽莎白一样,杜拉斯笔下的疯女人始终在病房里发呆。《劳儿之劫》《副领事》《英国情妇》及《爱》中都有疯女人形象,那些疯女人都像极了杜拉斯:乖戾,做作,虚荣又孤独,疯狂,安静。你难以走近杜拉斯,因为她说:你们是病人。杜拉斯的小说被批评为“重复”,这和她对殖民地、政治、性、爱情等的反复叙述有很大的关系,她把小说当作是对想象的叙述,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叙述是一种回忆,也就是一种概括,一种简化,一种抽象。杜拉斯把她关于童年和生活的所有记忆简化了,简化成了疯狂、激情与孤独,并在她的小说与电影中不断强化。然后,杜拉斯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能完全代替她自己的符号。阅读她的作品就会发现,“杜拉斯符号”便是自传性,在杜拉斯的小说与电影中永远都游荡着杜拉斯的灵魂。杜拉斯用她的作品借助想象把自己强化成了我们所认识的杜拉斯,但这也许不是杜拉斯本来的样子。这让人想起一位批评家说过的一句话:女人在写作时只想沉浸在她的想象里,她想象过去也想象未来,甚至现在。

图片 5

所有的这一切杜拉斯都通过偷窥来完成,在《毁灭,她说》中偷窥是作品中人物首先存在的方式,在《英国情妇》中则是读者的行为。杜拉斯让她笔下的人物不断地说话而不是行动,于是所有的故事都在被讲述,读者便成为对话以外的偷窥者,既没有发出任何的话语也没有见证任何的事件,而是偷窥了对话双方。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偷窥是一种常态也是存在的方式。杜拉斯说:观看这个世界,就是我在世上的职责所在。“看”的行为在杜拉斯的小说与电影中都十分重要,《广岛之恋》开始时打断的视觉化观看便是其中之一。这种偷窥也许解释了杜拉斯对自己小说中“缺乏”的认识,“缺乏秩序,缺乏中心,缺乏一个无可救药地被切断联系的‘我’,可以找回自我的那个中心。”或者说,杜拉斯始终躲在圆形镜头的背后,在镜头前的杜拉斯是缺乏的。

坂口安吾在日本被誉为“伟大的退步主义者”。

《杜拉斯谈杜拉斯》这本书以杜拉斯和作者之间的对话为形式,暗藏着问与答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三种权威:第一种是杜拉斯对作品的权威;第二种是问话者对读者的权威;第三种是作者对杜拉斯的权威。杜拉斯在本书中对她的大部分作品包括小说、戏剧和电影等作了解释,她的解释构成了对杜拉斯作品的权威并剥夺了其他人理解作品的权利。比如我对《毁灭,她说》的理解是在精神病院中四个人伪装的正常生活,但这和杜拉斯的解释至少在侧重点上是完全不同的。而作者对杜拉斯的询问将读者引入了她的陷阱当中,读者不得不根据作者的思路及判断去理解杜拉斯。第三种权威看起来很不合理,因为似乎更合适的是杜拉斯对作者的权威,这是表面的。因为在作者与杜拉斯的询问与回答中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即杜拉斯必须为作者的问题制造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杜拉斯被迫说谎,说谎是无意识的,或者至少是对自己进行了过度的阐释。因为没有人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确实的原因,所有的原因都是被强化的,这源自于解释自我的动机。

川端康成曾赞誉,"优秀的作家既是最初、也是最后的人。坂口安吾的文学作品,是由坂口安吾所创造,若无坂口安吾,则不可语之。"

作为访谈这是不可避免的。本书中关于男人与女人的论断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它带有杜拉斯特有的专制。阅读杜拉斯不应该始终用严肃的态度,因为杜拉斯会将这部分读者带进阴暗狭窄的巷道里。关于伟大的作家的认识,杜拉斯与伍尔夫及科勒律治的认识相同,认为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基于此,我想,对杜拉斯的认识也应该跳出她女性的性别。

三岛由纪夫更认为坂口安吾消失在大众视野,是一桩奇异事件,"太宰治被奉为圭臬,而坂口安吾则渐渐被大家遗忘,就像石头浮在水面,叶子却沉下去一样。"

由于身处时代的变换期,他历经了日本强盛与战争时期,更看见了战败后日本社会的变迁。

在代表作《堕落论》中,他主张彻底的“堕落”,大声抨击并疾呼,要日本人彻底地“堕落”,因为唯有彻底“堕落”,才能回归人类的真正本性。

图片 6

除《堕落论》之外,他还在《续堕落论》《青春论》《天皇小论》等杂文中批判战争、军国主义,以及天皇制。这些文章曾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日本社会产生巨大的反响,对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而他也被《读卖新闻》评为“最贴近年轻一代的战后作家”。

正如在少年时代因叛逆被学校开除时所言一般——“余将成为伟大的落伍者,有朝一日重现于历史之中”,坂口安吾在这之后成为了日本战后的人气流行作家,与太宰治齐名,作品更是被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推崇备至。

除了冲击人心的惊世之论,坂口安吾在小说创作上也成就非凡。在其被誉为“日本怪谈式说话小说的压卷之作”的代表小说《盛开的樱花林下》中,他一反樱花的惯常寓意,将其视为恐怖和孤独的象征,讲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山野怪谈故事,将东瀛式冷峻怪诞的残酷美学推向了极致。

图片 7

此外,其创作的小说《白痴》在 1946 年发表后,还获得了“日本战后文学样板”的赞誉,该小说以战乱时一名男子带着疯女人逃难为主线,反映了日本战时的苦难和民众的疯狂。

在怪谈和怪奇小说创作取得巨大成就之时,坂口安吾创作了人生中唯一一部长篇侦探推理小说《不连续杀人事件》,出版翌月即获得了日本第二届推理作家协会奖,并得到江户川乱步和松本清张的赞誉,成为日本本格派推理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

图片 8

相比较为国内读者熟知的太宰治,坂口安吾的作品在国内的翻译出版较为零散,以致长期没有进入许多读者的阅读视野。

此次,“坂口安吾作品系列”的整体出版正是力图改变国内坂口安吾作品阅读现状的一次重要努力。

该系列分别为《盛开的樱花林下》《堕落论》《不连续杀人事件》《安吾人生谈》四种,由大陆和台湾中青年译者联袂翻译,其中台湾知名译者高詹灿更是继翻译《人间失格》后,再次翻译“无赖派”作家的作品。

图片 9

“坂口安吾作品系列” 选篇也颇具匠心。

《盛开的樱花林下》和《堕落论》在选篇上除了包括其代表作品外,还收入了反映其创作生涯不同阶段的许多小说和杂文,可谓在篇目体量上超过了目前国内市面上的所有版本。

《不连续杀人事件》沿用台湾译者杨明琦的经典译本,在绝版 10 年后重新修订出版。

而《安吾人生谈》则是在日本单行本绝版 50 年后,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纸质图书,在该作品中,作者化身“巷谈师”搜集犯罪者手记,生动还原犯罪故事,并附上精彩的评论和杂谈。

图片 10

通过对当时日本社会热点案件的还原和分析,坂口安吾一针见血且风趣幽默地指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症结和思想问题,批判了人性的黑暗。该系列图书的出版对于国内读者了解坂口安吾的思想和当时日本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片 11

(阅读原文领优惠券,《坂口安吾》120/套,带回家)

与太宰治齐名的文学大师

坂口安吾 怪谈•怪奇小说名作集

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旗手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

推崇备至的日本文豪

再现东瀛怪谈写作中

怪异诡谲和妖艳阴柔的古典美学极致

■ 往期精选 ■

海明威:别总叫我硬汉,其实我是万人迷

这位诺奖作家最受欢迎的作品,你读过几部?

你是想拥有一幅毕加索的画,还是成为毕加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编辑 | 出版 | 想象

本文由极速体育发布于极速体育,转载请注明出处:圆形镜头背后的杜拉斯